回忆三线建设时期的山东红光化工厂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学军 记录整理

口述人 穆宝忠  

1972年1月，我走进了国营山东红光化工厂——当时叫国营5805厂，从此与军工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口述人穆宝忠

在红光厂的那些年，我从工人做起，一步步干到干事、副科长、厂纪委副书记、厂党委副书记，后来还兼任副厂长。1991年3月，我调到中国兵器工业第五三研究所，任处长、法律顾问，评上了高级政工师，2011年退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我没离开过军工这一行，一辈子都在跟“军”字打交道。

选址建厂：藏在三县交界的“靠山厂”

1971年，国家计委下了文件，要在山东建一座生产TNT炸药的火炸药厂和一座配套的万吨硝酸厂。火炸药厂叫国营山东立新化工厂，军工代号5805厂，归第五机械工业部管；硝酸厂叫国营山东红光化工厂，归燃料化工部管，都是县团级单位。

当时负责这事的是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国防工业办公室，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成少甫和山东省经委副主任李春之直接管。建三线军工厂有“靠山、隐蔽、分散”的六字方针，而建TNT厂还有额外要求：得有充足水源、畅通的排污途径，最好靠近铁路和煤炭产地——毕竟TNT生产“大进大出”，单靠汽车运输在当时不现实。

专家们在沂蒙山区、泰莱山区跑了个遍，最后选定了长清县孝里公社龙泉官庄的山区。这里是泰山余脉，往南十来公里是肥城湖屯火车站，肥城有矿务局，往北几公里是济兰公路（济南至兰考），离黄河近，地下水源也足。更特别的是，厂区跨了三个县：主要生产区在长清（现长清区），大部分生活区在平阴区，铁路中转站在肥城境内，所以大家都戏称它是“三县厂”。方案报到北京后很快获批，1972年，建厂工程正式启动。

艰苦创业：在山沟里搭起厂房

建厂时，我们真是“一无所有”。长清、平阴、肥城三县组织了5000多民工组成民工团，可周围村子根本住不下，他们就在山坡上用高粱秸搭棚子，风吹雨淋，吃的是地瓜片、窝窝头，喝小米饭就老咸菜。

厂里从全国各地兵工厂调来了200多名老军工，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就搞军工的技术骨干；又从泰安、聊城地区各招了300多学员，总共800多人，成了红光厂和立新厂的“底子”。

学员们没地方住，就挤在老百姓家，在地上铺层薄山草，再垫张席子当床。山区没电灯，晚上点煤油灯，喝水得去水井挑。我1972年1月进厂时，住老百姓家。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晚上冻得睡不着，老班长（部队转业的）让我们不脱衣服睡，可还是冷得头疼，最后戴着棉帽子才勉强睡着。有次下大雪，老百姓家纸糊的窗户破了个洞，门缝也宽，第二天醒来，被子上全是雪花。

但那会儿年轻人都憋着一股劲，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精神头足得很。

干部带头：拿命拼出来的进度

建厂初期，基建是头等大事。厂里有季度和年度计划，军工厂准军事化管理，完不成任务可不行。我印象最深的是修高位水池——建在山顶上，靠自然压力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没现代化设备，钢筋、水泥、石子全靠人从山下扛上去。施工队说“完不成”，快60岁的刘吉乾厂长急了，光着膀子带头扛水泥、沙子，我们年轻人哪敢落后？我和对象都跟着上，老厂长以身作则，那股劲太鼓舞人了。

1975年，建炸药仓库的防爆墙时，又是刘厂长带头干。防爆墙是用土垒的，好几米高，基建单位说“墙要拖期”，刘厂长从车间、科室抽了年轻力壮的组成突击队，自己快60岁了，天天抬土筐，一干就是30多天。我们想多分担点重量，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拉，他还不愿意，非要多扛点。他白天干活，晚上还得开会处理厂里的事，从没喊过累。

副厂长孙学信负责基建施工，天天在现场盯着，穿得跟普通工人一样，用草绳子扎腰。有次吊卸设备，钢丝绳突然断了，抽在他身上，把他抽倒了。送到长清县医院稍好点，他就惦记着工地，跟医生说“回家养”，其实天天往工地跑。可这伤留下了后遗症，没过几年就得了癌症去世了，还很年轻……

还有副厂长张宗范，管物资供应，常年在外跑，吃饭没规律。有次出差回来在厂外饭店吃饭，食物中毒了，回单身宿舍后上吐下泻，连求救的劲都没了。幸亏有职工找他办事发现了，送到卫生室抢救才活过来。可打那以后他总胃疼，四五年后查出胃癌，80年代那会儿治不好，也走了。

这些老领导拿命干工作，我们当职工的哪敢偷懒？基建科的施工员们白天在工地监督，晚上开会，累得没时间洗衣服，民工调侃他们“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近了才知是红光厂搞基建的”。可就是这股劲，让厂子一天天建了起来。

后来，因为立新厂和红光厂分属两个部，工作老扯皮，军代表们看这样不行，打报告给国家，八个月后获批合并，统一叫国营山东红光化工厂，代号5805厂。合并后效率高多了，建设速度也加快了。

军工生产：把命拴在一起的协作

1972年进厂后，我和600多学员被派出去实习。先到江西9345厂（井冈山地区的小三线厂）待了半年，再到安徽9335厂（生产TNT的厂）学了一年。我先在104工房，学了半年就能出徒，后来又去103工房学，四个工房我熟悉了两个。领导说，我们回来都得当班长——四班倒，每个岗位就4个实习生，回来得带徒弟，那会儿就知道，身上担子不轻。

火炸药生产，最讲究“团结一致、步调一致”。一个班十来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操作不精心，整个班都可能炸没了。我亲身经历过一次险事：有天夜班，下半夜四五点最困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包装TNT，上面两个人负责干燥。等了半天没料下来，敲楼梯也没动静，抬头一看，黄烟冒出来了！

老师讲过，TNT生产出事千万别跑，爆炸速度比世界冠军跑得还快，跑了必死，唯一的办法是冲上去处理。我们几个顺着楼梯冲上去，发现那两个操作工睡着了！赶紧开进料阀、凉水阀物理降温——那会儿温度快到180度，离爆炸就差一点。下面还有两吨多成品、两吨多正在干燥的炸药，真炸了，10多个人可能就成“两麻袋肉”（之前学过的安全通报里的案例）。班长上去就给了那两人两耳光，后来没人不骂他们的——就因为他俩睡觉，差点把所有人都带进去。

这种生死关联，让军工厂纪律特别严。经过一年半实习，我们600多学员都成了骨干，能独立操作，挑得起生产的担子。

军转民：从炸药厂到食品基地的转身

1976年，厂里前半部（生产硝酸）正式投产，可后半部（生产TNT）建好了，专用设备却迟迟不到，一直等到1979年才来。我们昼夜加班安装调试好，就等生产命令，等来的却是“军转民”的通知。

当时心里别提多憋屈了——我们是来搞军工的，设备刚到就让转产？而且厂子被交到济南市，从“政府发工资”变成“自己挣钱”，从指令性计划到市场经济，啥都得从头学。

转产啥呢？我们四处找项目，最后盯上了味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味精少，日本人均食用量是我们的上百倍。可搞味精不容易，山东省化工设计院考察后说“用旧工房设计太难”，不愿意接。没办法，技术科长郑学智带着12个工程技术人员自己来——他们以前对味精一窍不通，就靠考察的经验摸索设计，自己制作设备，派人出去实习，最后安装试车，一次就成功了。1983年，我们的味精通过部颁标准检测，1984年就转亏为盈了。

1985、1986年，我们又盯上了啤酒——济南市场供不应求。还是郑学智（这时已是副厂长）带队，8个月就建起了年产1万吨的生产线，在国内啤酒行业成了奇迹。他在工地上累得躺倒在车间的黑板上，说“死不了，不下架”，硬是撑了下来。

后来，我们又自己设计、施工，5个半月建起年产1万吨的淀粉生产线（解决味精原料问题）；从味精废水里提取饲料酵母，变废为宝；改造锅炉建了热电车间（利用蒸汽发电），成了济南市节能典型。

到1990年，厂里已有味精、啤酒两个拳头产品，淀粉、酵母两个辅助产品，还有热电车间，成了国家大型工业企业，济南市的食品基地。当时厂里有邮电局、粮店、银行、派出所（政府设的），也有幼儿园、职工学校、菜店、影视俱乐部（自己建的），山东省画院院长娄本鹤题字“山中小社会，泉城大企业”，说得太贴切了。

三线精神：刻进骨子里的传承

2011年我退休后，家务虽忙，可一辈子的军工情结放不下。三线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早就融进了血液里。我总想着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教育年轻人。

我先后采访了省内400多位三线老军工，跑遍山东省和济南市的档案馆、图书馆、史志馆查资料，2019年出版了《红光纪事》，写的是红光厂的故事；后来又写了《山东小三线建设》专辑，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讲山东小三线军工的书。

今年是山东三线建设正式建设60周年。山东小三线的贡献，值得骄傲。作为三线老职工，我这辈子值了。这种精神，得一代代传下去。

（内容根据亲历者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