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⑮|吴秀才：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革命夫妻”组合工作模式

学党史悟思想，守初心担使命。这里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百年风华·党史直播》。本节目由中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主办。欢迎本期宣讲嘉宾：吴秀才老师。

吴秀才：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二处四级调研员，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山东党史研究。参与《山东党史资料文库》《山东党史研究文库》《山东抗战口述史》《誓言无悔》《永恒——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红色齐鲁365》《山东改革开放实录》《血染的丰碑——四五烈士传》等书籍的编撰工作，先后在《广西社会科学》《山东行政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部分文章被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

今天，吴老师为我们带来宣讲主题《简论中国共产党白区的“革命夫妻”组合工作模式》。

主持人：首先就要提问一下我们吴老师了，为何选择这样一个主题呢？

吴秀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推出了一系列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图书、影视作品。大家在观看欣赏部分作品的时候，对于革命者假扮夫妻从事革命任务的情形既感到由衷的敬佩，又感到有点好奇、疑惑。党组织为什么要他们采取假扮夫妻的方式开展革命工作呢？有没有“弄假成真”的革命夫妻呢？今天我就主要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解疑答惑。顺便向观众朋友们介绍几对“弄假成真”著名革命夫妻的英勇事迹。

主持人：的确啊，在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中我们都能看见“革命夫妻”的身影，您比如说我现在就能想起来的，像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和翠平，还有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何兰芬，“革命夫妻”在影视中的活跃，恰恰说明了他们在革命事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民众对这一特殊党员群体的好奇。那么话不多说，吴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革命夫妻”产生的历史背景呢？

吴秀才：好的。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一些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假扮夫妻迷惑敌人，完成了很多特殊的革命任务。由于双方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三观”一致，在一起时间久了，有的假夫妻就产生了真感情，经党组织批准后，就“弄假成真”，变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了。

那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用法律、行政、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一切革命活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当时最大的“犯罪”。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制止共党阴谋案》就宣称：“凡经审察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铲除的意思就是斩草除根、彻底消灭。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在这部法律中就规定，对“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或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工人运动的领袖及党外革命人士纷纷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３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前段时间的热播剧《觉醒年代》，不少观众朋友应该都看过。里边大家熟知的陈延年（1898年—1927年7月）、陈乔年（1902年9月—1928年6月）就是在这个时期牺牲的。陈延年牺牲的时候29岁，陈乔年牺牲时年仅26岁。今年7月1日前后，有很多安徽合肥的市民到延乔路牌附近献花，缅怀两位烈士。

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党的队伍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悲观动摇，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或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了可耻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通过这几组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真正的革命者信仰坚定，初心不改，坚持斗争。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为了适应严峻的革命形势，我党开始转变党组织的运作方式来适应白区的社会环境，其中就包括调配党员组成“革命夫妻”，以住机关的形式掩护我党地下机关的运作，实现机关家庭化的转变。

为什么要实现机关家庭化，这与国民党当时出台的政策有关。

国民党在统治区内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对租赁房屋也作出特别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当时租个房子比现在困难多了。比如1930 年 3 月，中央军委驻烟台特派员胡克波报告说:“此地无职业、无家眷、无殷实店保，不准住。”1931 年10 月，河南省委报告也指出:“整个省委的机关都是在动摇的，住旅馆也要保人，租房子更厉害些，条件非常苛。第一要有铺保，第二要有人介绍 (没有招租贴)。第三要有十家连环保。第四要有眷属。”可见，在各地租赁房屋要求中，铺保与家眷都是常见的要求。这两个要求中，铺保还能通过使用党的经费建立商铺解决，比如《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何兰芬他们一家当时就开了一家商店。但家眷却不太好办，这需要党员来应对。

如果说，本地党员还可以通过在自己家建立机关的话，那外来党员则连住处都难以解决。1929年1月，河南工委负责人霍锟镛前前后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家眷问题解决后，最终才解决了住房问题。通过他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找房子的艰辛历程。在报告中他说:“我去年十一月间由沪去豫工作，到工作地后，因住房非常困难，该地社会情形又非常不熟，自己又无铺子以便租房打保，初先垫着房子，即因铺保不能使房东信任，反使其怀疑，故即由旅社内迁出，由一本地同志找一房屋暂住。住后将及两月，因家眷及无保关系，又未另行租房，即到前月二十三日家眷问题解决后，方准备租房迁移。”

所以，鉴于这种情况，我党决定实施机关家庭化，要求党员以各种掩护身份组合成“革命家庭”，以住机关的形式掩护机关运作。据曾在上海住机关的女党员谢怀丹回忆:“女同志住在机关里就叫做住机关，以假父女、假兄妹、假夫妻为掩护，保护党、团机关的安全。”家庭的人数不固定，但一男一女组合是租房建立机关最基本的条件。

根据1930 年上海党员干部统计表来看，上海党组织30岁以下的干部占81% ，由此可见当时年轻干部居多。当时全国没有推广普通话，每个省份的口音都不一样，操着外地口音的党员干部很容易让当地人分辨出来。因此如果从掩护身份的效果来考虑，以年轻干部为主的党员如果假扮父女、兄弟、母子等等这种直系亲属关系的话，会牵涉到相貌啊、口音啊、年龄啊等问题。但是假扮“夫妻”就可以较好地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可以经得住国民党特务的盘问。因为当时特务分子三天两头的查户口，查的是非常频繁的，他们也大都经过专门的培训，也不太好糊弄。于是假扮“夫妻”成为当时比较符合党员结构的一种掩护身份。

实际上，这种机关家庭化的工作方式在我党建党初期就已经使用过，不过当时全国的党员和党的机关还比较少。而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党发展的党员与机关也多在国民党控制区域内公开活动。但大革命失败后的机关家庭化，则是我党在遭受重创后首次大规模转入地下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大批机关需要秘密设立，大批党员需要重新分配安置，影响非常广。地下党常设的机关一般包括领导机关、秘书处、各部机关、印刷技术机关、交通接头处、住所等。出于安全考虑，我党往往采取机关分设的方式，将各个机关分散在多个处所，如 1931 年 5 月，河南省委报告省委秘书科分设3处。机关分设在分散了机关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对住机关女党员的需求。

然而，当时党员的性别结构是失衡的，缺乏足够的女党员住机关。在大革命时期，女党员本就不多。据 1927 年 5月8日苏联 《真理报》的报道，中共共有 57967 名党员，“党内男性比例达91.73% ，女性占8.27% ”。 这样看来，当时女党员大致也不超过 5000 人。

咱们再看另一组数字。1928 年6月中共六大的相关统计显示，当时各地女党员人数不超过党员总数的 10% ，甚至有些地区仅占 1% 左右。这是一份整理的1928 年6月的部分省份党员数量的统计表，大家看，山东当时共有党员810名，女性党员占2％，估算下，也就有十六七人吧。

女党员少，那女干部人数就更少了。1930 年 9 月 27 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报告了上海的干部情况: “干部总数是229，其中女干部只有21人，自然比较别处要算好一些，但是女的总是太少了。”上海仅有 21 名女干部，但报告指出“比较别处要算好一些”，可见其他地方的女干部缺乏的情况更严重。而各地的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如 1929 年6月，河南省共有134 名干部，只有1名女干部; 1929 年2月，山东省共有 57名干部，其中女干部仅有1人。

在女党员普遍缺乏的情况下，各地因为缺乏女党员而影响机关设立的情况并不罕见。1930 年 9 月，陕西省委指出: “数月中找不到适合常委机关房子，经常迁移误工作，兼以女人的缺乏，机关建设不起来，的确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了。”而以外地单身男党员为主的党组织解决机关设立的问题就更加困难。如浙南特委于 1930 年 10 月报告: “机关问题。 (1) 特委大多数是光棍，有四个同志又是外地人，言语隔膜。孤楼寡居，很容易引人注意;(2) 所以机关布置无疑的要家庭化、商业化，因为外地人在温州住家者很少，家庭化对于外地同志又不相宜; (3) 温州租屋期限至少要半年起码，又要押租金 ( 比租金增加一倍) ，布置的经济确成一个重大问题。”

主持人：这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大难题啊，从数据来看，咱们女党员那一时期还真是“香饽饽”，那么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吴秀才：面对住机关女性党员缺乏的问题，刚开始通过组织间的党员调配来解决。后来，又不得不扩大范围，将住机关女性从女党员、女团员扩大到眷属、烈属以及工农群众。

大体而言，住机关的 “革命夫妻” 有两种组合方式: 一种是真夫妻党员组合，另一种则是组织安排的男女党员临时结成的“假夫妻”组合。就前者而言，由于两人是真夫妻，党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本身就很紧密，在工作配合、生活习惯以及身份掩护等方面具备优势。同时，对党员而言，夫妻住机关也能解决工作中两地分居的问题。因此，各地党组织住机关的需要与党员夫妻团聚的要求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由党组织申请将党员的眷属调来一起工作。1930 年 11 月，山东省委报告中央:“市委没有人住机关，很成问题。据罗石冰同志说，他的爱人莫凭栏现在上海，可以调来住机关，请中央派她来鲁! ”

当然，真夫妻关系也具有两面性。在调入的时候，夫妻关系往往推进了党员住机关的积极性。然而，一旦一方被捕或调离，夫妻党员的另一方住机关的积极性就会大幅降低，要求一同调离，导致本地机关无法运作。同时，从工作需要来看，夫妻党员的组合人选是固定的，这也使得党组织不能根据工作技能选择住机关人员，影响了工作团队的优化配置。

相较于真夫妻党员组合，“假夫妻”党员组合的优点是党员选择面更大，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来实现工作团队的优化配置。此外，住机关党员一方的调配不会影响另一方，党组织可以形成新组合继续掩护机关，保证工作的持续性。对于投入大量资源才得以设立机关的党组织而言，这自然大大降低了机关成本。因此，当夫妻党员难以同时调入的情况下，地方党组织也更倾向于采取这种组合方式。

然而，“假夫妻”党员组合在住机关时也存在特定的问题。相对于夫妻党员稳定的私人关系而言，“假夫妻”党员的私人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由于工作的特殊性，男女党员不仅要在一起工作，还要在一起生活，掩护身份的夫妻角色容易对党员私人关系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住机关党员会从假夫妻党员转化为真正的夫妻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通过机关家庭化建立机关的过程充满困难，但机关暴露则很容易。在中共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后，国民党军警也加强了防共反共举措。

此外，国民党推行联保政策，住机关党员活动也容易受 到房东与街坊的监视与检举。1929 年 4 月，湖北省委机关被破坏后，逃出的周维新等就向中央报告说: 武汉三镇的民众对于我们的认识，是很普遍的。什么样的房客搬进去，周围的民众就可以大体推断出来。要租房子，不仅是五家联保，还要呈报巡捕房来调查你的来历，要是言语支吾，马上就会不妥的。可见，在国民党建立的严密社会控制系统下，住机关党员既要警惕国民党军警，还要应对居住的周边环境。

在这种环境下，住机关党员的日常生活行为也成为工作的一部分。是否符合普通夫妻的角色，直接关系到机关的存亡。因此，各地秘密工作指示都在不断强调住机关党员的日常生活行为，必须符合掩护身份的社会角色，从而掩盖自己的真正身份。如1929 年 6 月，顺直省委规定: “住机关的同志，不可名义上称为夫妇，行动上却毫不相关 (如住两个屋，一个房设两床之类) 以引起房东的怀疑。”1930 年7月，江苏省委指出: “秘密工作要建筑在日常生活中，要无时无刻、一言一动、穿衣吃饭都要注意到秘密条件，养成很自然的态度和习惯，才不致临时仓惶，无法应付。”

就这样，一批批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的奋斗者，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舍生忘死，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

主持人：可以说，在当时那种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假夫妻”党员这种组合模式，是相当考验党员干部的胆量与魄力的。吴老师，您在开篇的时候说，因为拥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不少假夫妻成了志同道合的真夫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几对案例呢？

吴秀才：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和观众朋友分享几对“弄假成真”著名革命夫妻的英勇事迹。首先就来讲讲周文雍和陈铁军。

周文雍， 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等职。工作期间，周文雍全身心投入革命，无暇顾及个人婚姻。因单身汉租房容易引起周围人的怀疑，为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1927年8月，组织派陈铁军到他身边，对外名义上是他的妻子，实际上是他的助手和交通员。陈铁军，1904年生于广东佛山，原名陈燮君。求学期间， 为追求进步， 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 于是将“燮君”改为“铁军”。

周文雍和陈铁军以夫妻名义租下房子，建立起地下市委机关，并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中，两人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但在不知不觉间，又逐渐被对方忘我的革命斗争精神所吸引。然而，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这一切革命之外的情感，都被他们抛在了脑后。

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 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 鼓吹民主、自由， 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 在汪精卫的官邸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为了掩护群众们撤离，周文雍受重伤被捕。被捕后，党组织成立了营救小组，陈铁军和大家一起制定营救计划。机灵的陈铁军想出一条妙计：她以妻子的名义探视周文雍时，将大量的辣椒夹带在食盒中，而周文雍吃了大量辣椒后，全身通红发烫，敌人果然误以为他得了传染病。在狱中难友的强烈要求下，敌人被迫把周文雍从监狱送往医院。随后，陈铁军设计买通狱医，党组织将周文雍从医院救出。周文雍被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开展地下工作。同时，陈铁军也悉心照料着周文雍患病的身体，两人情愫渐生。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震撼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但起义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镇压。周文雍无惧生死，毅然率领部分起义武装，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奋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从广州撤离，辗转到香港。1928年1月，为重建遭到反动势力严重破坏的广州党组织，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周文雍化装成华侨商人，与陈铁军再次假扮夫妻，冒险重返广州，负责秘密联络失散同志。不幸的是，回广州仅半个月后，由于叛徒出卖，两人同时被捕。在狱中，敌人使用了“吊飞机”“老虎凳”等酷刑，但周文雍和陈铁军始终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敌人逼迫周文雍写“自首书”，他就在监狱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被押赴刑场前，敌人问周文雍有什么最后要求时，周文雍决定袒露深埋在心底的爱情。他说：“只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由于周文雍当年在广州的名气很大，反动当局希望公布临刑照以恫吓民众，为掩饰施刑的罪行，还将周文雍的血衣换成干净西装。从未考虑过个人感情的他们，留下了两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影，以无言的方式，展露那份最真诚最热烈的情感。

这就是他们的合照。照片中，两人立于牢门前，昂然挺立，神情自若，视死如归。1928年2月6日下午，两人被押往广州东郊的红花岗刑场。一路上，两人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刑场上，两人并肩屹立，英勇就义。刑场成为礼堂，反动派的枪声成为他们结婚的礼炮。其婚礼之悲壮, 空前绝后。

二人牺牲后，广州和香港的报纸，纷纷报道了这场悲壮凄美的“刑场婚礼”。时任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把报纸剪下来随身带着，一直不舍得丢掉。周恩来感慨地说：“这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想进一步了解他们事迹的朋友，可以观看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和同名的电视剧。

我再举一个山东的例子，任国桢和陈少敏这对革命夫妻。任国桢，1898年生于辽宁安东 (今丹东市) 。1918年入北京大学俄文系预科。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9月，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市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候补常委等。同年底赴上海，进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1930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因出现叛徒连遭破坏，几位主要领导人均被捕，省委机关也由济南转移到青岛，因此中共中央派任国桢到山东，任临时省委书记，着手恢复党的组织。3月中旬，任国桢到达青岛后，首先要租间房子，作为省委秘密办公机关。

但当时招贴租房启事都写着“没眷属不租”的字样，当时尚未结婚的任国桢，自然没有眷属，房子也就租不成了。为了能租到房子，更是为了掩护新来的省委书记，1930年，陈少敏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来到青岛工作，组织上便派陈少敏到任国桢身边，假扮夫妻，协助工作。

我们再来认识下陈少敏。陈少敏原名孙肇修，1902年生于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妹五人，她排行老三。父亲孙万庆曾在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后解甲归乡，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陈少敏随父识字读书。13岁时因家境困难，独自闯青岛，到一家日本人办的纱厂当童工，过着牛马一般的苦工生活。1923年，陈少敏加入了邓恩铭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后经人介绍进入潍坊美国传教士开办的文美女中读书，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学知识。1927年，陈少敏秘密参加了共青团，1928年，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大显身手的陈少敏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这个临时家庭里，任国桢的身份是一名人力车夫，陈少敏则是一名打蛋厂的女工，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以至于邻居们都夸他们是一对好夫妻。由于志同道合，在相处中，他们真的产生了恋情。后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成为一对革命伴侣，携手并肩，在青岛组织开展了积极的工人运动。任国桢揽客不在行，头一天拉着空车跑了一天，没拉到一个客人。晚上，任国桢便与陈少敏商量：“不拉客就无法接触人力车夫，光拉空车又会引起特务的怀疑，明天你坐车我拉车，结婚时你连轿都没坐上，这回给你补上。”第二天，任国桢真的拉着自己的妻子，东跑西跑，借机向人力车工人了解情况。任国桢因身体不好，没跑多长时间，便累得满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陈少敏坐在车上心疼，几次要下车拉任国桢，刚要下车，他便严肃地说：“这是工作，不是在家!你要像坐车的，老老实实坐在上头。”陈少敏只好坐在车上不动，心里却急得很，怕累坏了丈夫。

在任国桢的领导下，很快，山东党的组织就得到了恢复。任国桢到山东不到一年，又出了叛徒。为安全起见，组织上调任国桢到中共北方局工作。陈少敏也一同前往，协助任国桢。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陈少敏的生活是极为困难的，靠在街头巷尾给人洗补衣服、打零活度日，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但生活的贫困并没有阻挡住她前进的脚步，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她与任国桢相互扶持，一直坚持与敌作斗争。

然而，这份乱世之中的爱情并没有持续很久。1931年10月，任国桢以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山西工作，当月18日，他刚到太原，便因叛徒出卖被捕，几日后惨遭杀害，年仅33岁。此时陈少敏已怀有身孕，噩耗传来，令她遭受到了沉重的精神打击。更为残酷的是，在任国桢牺牲不到半年，她的女儿又因病夭折。亲人的接连离世，给陈少敏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但她并未因此放下革命意志。在陈少敏的一生中，任国桢始终占据她内心重要的一角，直到晚年，陈少敏还把任国桢的照片挂在卧室内，让他的照片陪伴自己，从心底怀念他。

主持人：实在是太动人了，没有风花雪月，没有一帘幽梦，他们并肩而立、相互扶持，有的只是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信念，和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理想追求。他们的故事跌宕起伏，可以说比起影视作品毫不逊色，也有就像您说的《刑场上的婚礼》这样的，直接就作为了影视作品的主要原型再现他们的革命故事。

吴秀才：确实是这样，我下边说的这对夫妻的故事大家会感到很熟悉，李白和裘慧英，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和何兰芬的主要原型就是这对革命夫妻，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朋友都对李侠嘀嘀嘀嘀接发电报的情节印象深刻。

李白，1910年生于湖南浏阳，曾用名华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参加长征。1937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

李白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后，当时的电台领导人龚饮冰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凭着自己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丰富经验，认为李白身边必须有位女同志，与他假扮夫妻，这样才不致引起左邻右舍以及敌人的怀疑。因此，龚饮冰就亲自物色人选，把在丝绸厂工作的青年女工裘慧英调到了李白身边。

裘慧英，又名裘兰芬。1917年生于浙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12岁时到上海进入日商裕春绸厂、美亚绸厂当包身工，后受到厂里中共地下党员的启发教育，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中共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4月奉调至中共中央驻上海的地下电台，和同延安来的李白扮成假夫妻，通宵达旦地收发电报，及时把延安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上海地下党，又把日、伪的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鉴于他们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党组织便于1940年秋批准他们结为伴侣。

1942年9月中秋前的深夜，日本侵略军采取分区停电的办法，搜索中共地下电台时，李白夫妇双双被捕，押至日本宪兵司令部。敌人让裘慧英亲眼看着李白受刑，她虽心如刀割，但仍咬紧牙关推说丈夫做的事自己一概不知。半个月后裘慧英获释，她一面进大诚绸厂做工，一面接受组织嘱咐以妻子名义到处寻找李白下落。1943年1月打听到李白关押的具体地址，就以妻子身份入内探监。通过密语，知道李白咬定自己私设电台是替一个阔老板了解黄金价格升降消息，未涉及政治。由于李白一口咬定是为一个做生意的老板服务，帮朋友了解商业行情，而日军又未掌握实情，不知李白是为谁发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酷刑折磨的李白后经地下党营救获释。

李白出狱后，为了避免敌人继续追踪，暂不恢复情报工作，由组织安排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李白继续从事秘密电台工作，通过电台又把大量情报传送给党中央。1948年12月30日凌晨，遭国民党武装特务包围搜查，李白夫妇和孩子一起被捕。1949年5月7日，李白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后，已出狱的裘慧英强忍巨大悲痛，继续忘我为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裘慧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电信局基层支部副书记、上海邮电技工学校副校长、邮电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和顾问。1983年离职休养。1992年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

明天是9月30日，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日子：烈士纪念日。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规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从国家层面设立烈士纪念日，让纪念活动制度化、规范化，既是为了郑重的致敬，更是为了唤醒记忆、激励国民。为什么选在这一天，因为第二天就是国庆长假，这是为了告诉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所有的幸福都来之不易，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才换来今天的美好。

今年的9月30日是我国第八个烈士纪念日。让我们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我就讲这些，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结语

感谢吴老师的精彩讲解。通过您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份忠贞不渝、患难与共的爱情，更看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概，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奋斗精神！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崇高的精神信仰，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接续奋斗。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不断前进！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党史直播》，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