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实录⑦|尹飞鹏：精彩纷呈的红色货币战

学党史悟思想，守初心担使命。这里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百年风华•党史直播》。本节目由中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主办。欢迎本期宣讲嘉宾：尹飞鹏老师。

尹飞鹏：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二处副处长，主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史研究工作，院党史国史宣讲团成员，参与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山东党史研究文库》《山东抗战口述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山东地、市、县委书记口述史》《红色齐鲁365》《血染的丰碑—四五烈士传》等书库的编纂工作。发表或在省以上学术会议交流论文十数篇，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山东历史。今天，尹老师为我们带来宣讲主题《精彩纷呈的红色货币战》。

主持人：与我们所熟知的军事或政治斗争相比，货币战可能对于公众来说稍显陌生。请问尹老师，为何会选择带来这一宣讲主题呢？

尹飞鹏：过去，大家对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成就了解较多，而对我们的经济斗争则知之甚少。其实，当今世界的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全球性运作、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演变、金融战与货币战等，我们的红色政权早已经历过，只不过是规模和复杂程度不同而已。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日战争时期，咱们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领导下对敌展开的精彩而又鲜为人知的红色货币战。

主持人：好的，那么我们就跟着尹老师，一起走进这段不见硝烟的战争。尹老师，开宗明义，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货币战的大致情况吧？

尹飞鹏：好的。全国抗战爆发后，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八路军需要不断地补充物资给养和兵员，这就需要我党在敌后不仅要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还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储备物资。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北海银行及其发行的北海币就这样应运而生。其主要任务就是：发行北海币；打击日伪货币；取缔及打击各种土杂币钞；遏制法币引起的通货膨胀。

说起这个北海银行，还有一段富有深意的故事。北海银行的诞生地在山东掖县，也就是今天的莱州。这里北临渤海，南依大泽山，水路交通便利，集市贸易发达。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和浓厚的商业氛围。山东沿海一带长期就流传有“蓬莱腿子、黄县嘴子，掖县鬼子”的说法，诙谐的概括了这三个地方的人民善于经商、走街串巷、嘴皮子利索、头脑灵光的特点。1938年3月掖县抗日武装起义胜利后，掖县共产党人郑耀南出任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支队长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他主持成立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展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深得人心。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当地商业凋敝、法币贬值，日伪货币开始乘机侵入胶东市场，金融货币乱象丛生。抗日需要枪杆子，抗日也需要钱袋子。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混乱局面，整顿金融秩序，消除货币乱象，成为摆在民主政府领导者们面前的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恰在此时，银行家张玉田悄然来到掖县县城。张玉田是当时青岛中鲁银行总经理，兼任青岛市银行公会常务理事、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1938年1月日军占领青岛后，张玉田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带着两辆轿车返回掖县老家。谁知途经平度时，被国民党第五战区直属十六支队司令张金铭截住，要求与其合作，并截留了他的汽车和钱款。张玉田无奈，只好逃回掖县。郑耀南听说这件事儿后，亲自登门拜访了他，并送去200块大洋以解生活之难。张玉田深受感动，再三表示愿为家乡父老和三支队抗日斗争效力。也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北海银行得以顺利开张营业。由于掖县北临大海，筹备人员于是将其定名为“北海银行”，既说明这家银行开设在北海之滨，又寓意其业务如海水一般可纳百川、源源不绝，其发行的货币就叫做北海币。后来，北海银行和北海币几经沉浮，不断发展壮大，终于成为了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银行和本位币。

主持人：原来北海银行创立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故事。刚才您也向我们介绍了北海银行的诞生背景，北海银行创立后，应当说是面临着重重考验。

尹飞鹏：没错。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日本发动了货币战、金融战和经济战，打击国统区、抗日根据地经济，破坏金融、套取物资。敌伪在华北发行大量伪准备银行票，也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伪钞，不仅在敌占区流通，还逐渐向抗日根据地推行。他们除了在敌占区使用武力大肆搜刮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强迫敌占区人民使用伪钞外，还想方设法地诱骗据点附近的群众使用伪钞。后来干脆经常出动小股部队包围赶集的群众，搜查群众腰包，对法币实行没收或用伪钞压价兑换。以此来扩大伪钞的使用范围。

除了日本侵略者的伪钞之外，国民党地方当局、各个进入山东的杂牌部队、地方武装等为了掠夺财物，纷纷采取自行印制、发行钞票的办法，结果山东一带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币。这些杂币危害很大，均为地方当局、杂牌部队等私自发行的货币，毫无信誉可言，但却强力推行，一旦地方当局和杂牌部队在战场上失败，或者被调动，他们发行的货币就随之成了废纸。比如在莱阳，顽固派赵保原统治区，人们赶集一般都得背着个大包袱，用来装纸币，然后采购日用物品。比如要买毛驴，1头得13万元，这些纸币还多是1元一张的，要数这十多万元的纸币，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因此在莱阳的市集上，老百姓发明了新的数纸币的方法，就是用秤称。

大家看，就是这样一元一张的莱阳地方流通券，一万元约合二十二斤多。13万元就将近300斤，买主需要先借这头驴到自己家里去驮来此笔巨款，然后再把驴牵回家。有的人家死了人不用烧纸，而是烧赵保原发行的纸币，因为他的纸币比冥币和纸钱还不值钱。对这些伪钞和土杂钞，抗日民主政府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一一进行清除。由于这些措施符合人民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使伪钞和土杂钞很快在抗日根据地内绝迹。可以说，我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初步胜利。

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从上海、天津等地租界的外商银行攫取到70余亿元法币。由于日本向英、美等国宣战，日方获得的这些法币失去了作为国际货币向英美套购物资的作用，在其手中完全变成了废纸。因此，日本侵略者就通过日特或汉奸商人将这些法币拿到国统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来大量购买物资。同时，还大量发行伪钞来掠夺人民财富，以弥补他们的财政赤字，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使得国统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物资紧缺，法币泛滥贬值。此时，国民党政府为应对战争还在不断滥发法币，更是雪上加霜，导致法币更加快速地贬值，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物价进一步飞涨。各方面过剩的法币像潮水一般纷纷涌入各抗日根据地。这个时候，谁储存着法币，谁就担负法币跌价所造成的损失。由于北海币同法币挂钩，只得陪着法币一同贬值。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物价指数较1937年累计上涨了80多倍，可以说货币侵略的危害一点都不亚于大扫荡。

主持人：金融秩序混乱，说到底伤的还是普通百姓啊。那在这种危急时刻，山东分局是怎么做的呢？

尹飞鹏：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分局不得不采取措施，驱逐法币。在山东分局和省战工会的统一布置和领导下，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展开了“排法”斗争。一开始，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排法”斗争总体来说是失败的。直到一位经济学家的出现才有了全新的改观，他就是薛暮桥。

薛暮桥，江苏无锡人。1904年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捕入狱。对他人而言，入狱是苦难的开始，但是对一个理想信念坚定、对革命充满热情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种苦难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在监狱中，他几乎读遍了监狱图书馆的书，其中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读得最多。1930年他经保释出狱后，又开始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工作。1938年他寻找到党组织并加入新四军，此时，他已经对经济学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利用作战间隙，他完成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两部著作。1943年1月，延安调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边区，其中就有薛暮桥。

薛暮桥等人从淮南出发，经过淮北、苏北，3月来到山东，打算取道山东根据地前往延安。当时山东的货币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且结果很不理想。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非常希望薛暮桥能留在山东以助其一臂之力。但是，由于薛暮桥是延安点名要的经济学家，不好强留，只好商定请他留在山东帮助工作3个月。薛暮桥答应下来，没想到随着后来罗荣桓成为山东分局书记，力主将他留在山东，一工作就是4年多。也就是在这4年间，他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做出了卓越的功勋，积累了丰富的货币学经验，堪称红色货币战的典范。

至于薛暮桥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形成了什么样的策略，我稍后再说。山东分局在采纳了薛暮桥等人的意见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到1944年上半年基本取得了货币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绝大部分地区完全被北海币占领；游击区成为北海币占优势地位的混合市场；敌占区也有北海币流通，甚至有些伪军政界、经济界人士看到日寇大势已去，伪钞没有保证，也暗中抛弃伪钞而使用与贮藏北海币。

北海币币值提高，法币、伪钞币值跌落。1943年7月停用法币之前，北海币与法币比值为1:1，到1943年冬天，北海币1元相当于法币6元；到1945年7月，北海币1元已经相当于伪钞15-20元，法币几乎在根据地市场上绝迹。连一些敌占区的商人也存货不存钱，出售货物时往往先要问买主：“你是什么钱？要是北海币我就卖，要是伪钞我就不卖。刚开始有些地主、商人不相信民主政府能够停用法币，不相信北海币的币值能够高于法币，便乘机秘密收藏了大量法币，结果吃了大亏。

根据地一度上涨的物价回落了，市场渐趋繁荣。拿粮油食品及棉花等物资来说，即便用同样的货币，同一时期根据地的价格也明显低于敌占区和国统区价格。其差别可谓天壤之别。例如，1944年的粮食类、必需品、土特产等物品，与抗战爆发时的物价比较，则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币物价上涨80倍，华北日伪势力的伪联币物价上涨470倍，南京汪伪政府的伪储币物价上涨2550余倍，国民政府的法币物价上涨1850余倍。根据地的物价跌落以后，群众额手称庆，尤其是贫苦农民，他们说：十六块钱就能吃一升米，咱穷光蛋也不用害怕了。

抗日根据地物价的趋势回落，直接改善了人民生活，特别是贫苦农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同时也促进了根据地经济与集市交易的繁荣，还保证了人民政府的财政供给，为对敌经济斗争和生产建设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手里有钱了，各项经济建设资金也充足，工业、农业、商业贷款都较为便利，自然经济建设发展更加顺利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的胜利，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完全摆脱了由于物价飞涨所造成的经济危机。经济得到发展，成为各根据地中最重要的财税基地。

成功的经济斗争，也为山东八路军坚持长期抗战和最后全面反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到抗战胜利，大反攻结束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实力在各根据地中位居第一，可谓面积广阔，粮草丰足，兵力雄厚。面积达到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800万。山东八路军兵强马壮，主力部队发展到27万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发展到150万人。

主持人：可见这货币斗争就好比经济工作这台机器上的一个开关，开关正确启动了，机器便充满活力地运转起来了。不过尹老师，您能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取得货币战胜利的经验做法吗？

尹飞鹏：好的。其实故事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其中蕴含的斗争策略却十分精彩。山东抗日根据地在那样一个年代即能总结并熟练运用这些策略，真的是十分难得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战争中把马克思的货币经济学说同中国传统的货币理论相结合，并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一个生动的实例。那么我接下来就从5大策略来给大家说说。

首先是建立独立自主的北海币市场。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山东分局决定驱逐法币禁止伪钞，建立独立自主的北海币市场，这是货币斗争胜利的关键。

建立独立自主的北海币市场，主要利用了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驱除法币和禁止使用伪钞。这个规律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个重要规律。在西方经济学里，有一个近乎真理的理论，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大家没有听错，和山东抗日根据地提出的良币驱逐劣币正好相反。劣币驱逐良币是指在市场上使用金属货币，劣币（含金量不足的货币）与良币等价流通的时候，良币会被人储藏起来，从而从流通市场上自然退出，这样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有劣币了。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而78年前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就已经认识到如果市场上流通的是不兑现的纸币，各种纸币按照不同的比价流通，币值稳定的纸币就会驱逐不断贬值的纸币。也就是说，老百姓更愿意使用和存储币值稳定的纸币，而抛弃那些币值随意波动甚至不断贬值的纸币。因此，山东分局将行政手段结合经济手段，着力于保持北海币币值的稳定，严厉禁止伪钞，将不断贬值的法币驱逐出抗日根据地市场，从而达到了独占货币市场的目的。

这样就又产生了一个良性循环。由于独占根据地货币市场的是我们自己发行的北海币，不受法币和伪钞贬值的影响，币值就更加容易保持稳定，就会更加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欢迎。1943年秋季，日照县有一个敌占区的商人，因不堪敌伪的压迫，携带资金伪钞3万元来根据地营业，当时他按照根据地相关规定把伪钞兑换成了北海币，三个月后他的店铺尚未开张营业，而他手里的北海币已值伪钞9万元了，即已比原本多了两倍，喜得他逢人就称赞北海币的好处。大家现在看到的图片上，是当时北海银行清河分行的印钞机。

第二个策略，货币信用的基础首先是政权保障，其次是物资储备。依靠强有力的政权和丰富的物资储备保障，确保货币发行的信用，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赢得了货币斗争的胜利。

先来说说政权保障。就山东抗日根据地而言，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内外威望与日俱增，战场上八路军又节节胜利，根据地一天天巩固与繁荣，解放区内外各阶层人民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最后胜利寄予很高期望。人民群众对北海银行背后政权的信任不断增强，这进一步使得北海币的主权信用与日俱增。正是这种信用的确立使北海币成为当时所有革命根据地中使用范围最广、流通时间最长、币值最稳定的货币。另外，敌人之所以在粮食、棉花、食油、食盐等农副产品上，大部分需要依靠根据地来提供，或者说北海币之所以能够具备如此丰富的物资保障，其根本原因正是中共领导的政权与军事力量占据了广大的农村，而敌人只能控制城市和交通线，我对敌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由此可见，在政权建设中政治、军事力量建设对货币斗争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有了这样先进而又正确的理论认识，山东分局打破了世界性的货币发行通则，而开创了一个世界性的新货币理论，那就是以政府作为纸币的信用保证，而不是金银。这比世界各国正式实行这一货币政策要提前了近30年的时间。

山东分局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粮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才是北海币的最可靠的保证，不需要依靠黄金白银和美元。在那个人命贱如草的战乱年代，普通百姓关心的不是手里的钱能够换回多少金银，更不是能够换回多少美元英镑，他们关心的是能够换回多少粮食、棉布等生活必需品。以这些物资作为货币的保证，被薛暮桥称为“物资本位制”。这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控制中东石油来开始美元霸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们的实践和理论要早30年，其理念显然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

事实上，物资不仅是货币信用的基础，而且是货币斗争的主要目的。经过货币与贸易斗争的实践，山东抗日根据地从排挤法币、保护战略物资和民生日用品的防御战，转而进行了扩张北海币的流通领域、套购敌占区重要战略物资的反攻战，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战绩，为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作出了极大贡献。在实践中，山东分局也对货币斗争的主要目的有了深刻的认识。山东分局认为，货币斗争的主要目的应当是：争夺物资，稳定物价。

第三个策略，货币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保持币值，稳定物价。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都越来越关注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因而将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而78年前正处于战乱中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此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物价的狂涨或猛跌都会引起市场混乱，生产停滞，从而使根据地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要想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相对稳定，首先要能够敏锐地监测物价和币值涨落。山东分局透过复杂的现象寻找到了事物的本质：那就是监测物价指数变化。于是，抗日民主政府编制了体现多种重要商品价格的物价指数来检查币值的涨落，物价指数上涨就是币值跌落，物价指数下降就是币值上升。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化来采取措施保持二者相对的稳定。

重要的物资作为货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不是简单的一存了之，而是用来调剂货币流通数量，稳定币值和物价。薛暮桥在解放战争时期答复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据说这个记者是个美国经济学家冒充的）时曾这样解释道：“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五千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在对外贸易中，这些准备金还可调剂外汇，支持货币斗争。如在外汇供不应求时候就出口物资，吸收外汇，而在外汇供过于求时候就吸收敌区物资，排挤伪钞。

第四个策略，货币、贸易、生产三位一体的斗争方法。为了掌握充足的物资，便于开展货币斗争，山东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和商品贸易。这是货币斗争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即货币、贸易、生产三位一体的斗争方法。例如对食盐的统购统销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海盐的生产地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就曾“以盐霸天下”，也就是通过控制食盐来称霸天下。当时，管仲的富国之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全国的海盐生产全部加以控制，自此齐国走上了富强之路。薛暮桥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融汇贯通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对本国的传统文化也较为熟悉，因此，受历史和实践的启发，薛暮桥也通过海盐的强势地位来帮助驱逐法币。当时，海盐是由盐商收购和出售的，盐商通过低价收购，竞价出售赚取利润，盐场工人收入不高，商人由于竞价销售，利润也不算特别丰厚，加上国民政府的高盐税导致盐民偷税抗税，引起很大矛盾。山东根据地民主政府将海盐收归政府专卖后，赶走中间盘剥的盐商，一方面降低盐税，提高盐场工人工资，鼓励老百姓加入食盐的生产和运输，以增加产量，保证生产供应充足，并保证他们获得合理的并且高于以往的收入；一方面，在把海盐运到接近敌占区的地方后，以高于市场价50%的价格出售，而且越接近敌占区价格越高。由于当时大量盐场被我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所控制，周边各地食盐大多从抗日根据地购买，我们的高价食盐销路基本没有因价格高涨而发生根本变化，从而最大可能地增加了根据地的收入。

这样，我根据地很快就形成了对敌占区贸易出超的状态，由此也掌握了对法币、伪币的兑换比率的主动权。因为谁控制了可迅速兑换的战略物资和民生必需品，谁发行的货币就有足够的信誉保证；谁控制了贸易的货币结算权，谁就可以轻松获得铸币税。由于根据地限定重要物资交易必须用北海币完成，这样连敌占区的商家也不得不持有一定数量的北海币。随着大家认识到北海币币值远比敌占区货币稳定保值的情况后，更加乐意持有和存储，这样，北海币就在敌占区扎下根来，成为敌占区的重要“外汇储备”。而且敌占区的商人们为了获得北海币，不得不搜罗我们根据地需要的东西甚至是军工原料来作交换。这与今天美国的美元国际贸易战略的设计几乎一模一样。山东抗日根据地这种将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相结合，并将其与生产相互促进的理念又一次超越了那个时代。

最后一个策略，是纸币发行数量适合市场流通需要。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在纸币是唯一流通手段的条件下，商品价格水平会随纸币数量的增减而涨跌。

山东分局在学习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认识到，当市场上流通的是不兑现的纸币的时候，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主要决定于它的发行数量。显然，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个比例不可能是个绝对值，因为市场是时刻波动的，币值因此也要随行就市。这时，就需要灵活掌握，对市场的变化要敏感地做出反应。因此，他们总结出更贴近实际的规律，即货币的发行数量随时根据外在条件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规律。这些外在条件有诸如政权控制面积的增减，货币流通速度的快慢等。由于城市生产发展，贸易繁荣，货币流通需要也就跟着扩大。因此都市的货币数量需求大于乡村。而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对货币数量需求影响很大，贸易繁荣的秋冬季的货币流通数量大于贸易清淡的春夏季。于是，抗日民主政府在秋收以后增发货币，大量收购各种农副产品，以防止物价下落，杜绝过去常说的“谷贱伤农”。到春荒时期，就适应市场需要吐出库存的物资，防止物价上升。投放和回笼的数量，以保持物价稳定为标准。这样既保证了货币流通，发展了经济，又维护了广大人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的经济利益。因此，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控制货币发行是完全以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遵循的，绝不滥发钞票。山东抗日根据地自觉地运用货币经济学的原理，约束北海币发行数量以保持币值，这与国民党政权毫无节制地滥发货币，导致物价飞涨，丧尽人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之，山东抗日根据地通过精彩纷呈的货币战，摆脱了法币迅速贬值的危害，消除了法币伪钞通胀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听到这里，大家肯定都明白了，这就是既没有金银储备，又没有美元、英镑做基础的北海币，却能成功对抗法币、伪币，且能得到民众信任的全部奥秘。

主持人：确实是精妙之极！通过您的讲述，我想，这一场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红色货币战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留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很多的。比如，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金融货币政策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是聪明的、智慧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行北海币，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根据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尹飞鹏：是的，再从金融角度来看，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货币发行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我的讲述中大家可以看到，山东的货币斗争走的是一条完全独立自主的道路。在日、伪军事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的状态下，经历着正常货币体系无法承受的巨大外部压力。山东分局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主权，在政权保障的前提下利用重要战略物资确保北海币信用，并结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生产和贸易斗争，运用金融货币的特殊规律，赢得了这场货币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利益。

再一个，货币斗争的成功策略也是实践论思想的体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和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依靠实践来检验掌握的金融、货币理论，并以这些实践为依据，在一步步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通过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金融和货币理论，取得了对敌货币斗争的最终胜利，并为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的策略有助于我们详尽全面地观察环境，客观冷静地分析规律。在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理论结合实践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与经济增长方式相匹配的货币发行体系，维护和巩固我国的货币主权，在国际经济、金融博弈中为国家和人民获取最大利益。

结语

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深入了解这场七十多年前在齐鲁大地上发生的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红色货币战留下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反复品读学习。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不断前进！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党史直播》，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