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实录⑥|齐薇：从党的文献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力量

学党史悟思想，守初心担使命。这里是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百年风华•党史直播》。本节目由中共山东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主办。欢迎本期宣讲嘉宾：齐薇老师。

齐薇：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文献研究处二级主任科员，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会员，党史国史宣讲团成员。参与撰写《誓言无悔——践行入党誓词的典范》《红色齐鲁365》《山东改革开放40周年：大事记》等著作；参与编辑《山东党史资料文库》《山东党史研究文库》《山东党的革命历史文献选编》等大型资料丛书，参加学术会议交流论文十余篇，承担并完成省社科规划课题一项。

主持人：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人类总是不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历史无疑是那颗最闪耀的星，鉴往知来，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是以生命信仰和不懈奋斗所铸就的不朽史诗。而党的文献作为这份闪耀历史的承载，成为我们触碰、感悟这段历史最直接的载体，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极不平凡的一百年。今天，我们邀请齐老师，为我们带来宣讲主题《从党的文献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力量》。

主持人：首先要提问齐老师，我们都知道，百年来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大量文献，可谓是浩如烟海，您打算如何带领我们一同感悟呢？

齐薇 ：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不管是老一辈革命家关于信仰、道路、革命问题的思考，还是新一代领导人对于发展、改革的讨论和实践，这一篇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献见证了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娄山关”、“腊子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如何利用这些党史中重要的“精神财富”？怎样将党在复杂环境下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重要经验转变为不断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党的文献浩如烟海，要想面面俱到全部掌握，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有重点地去学习和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梳理一些历史学家和党史专家的观点，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我今天想从人民立场、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调查研究这四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学习和领会党的文献的深刻内涵。

主持人：好，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从党的文献中学习“人民立场”，我们都知道，人民立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齐薇：是的。首先我们来说说“立场”两字，它是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对一个政党来说，选择和坚持什么样的立场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直接关系其前途、命运。坚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我们党之所以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定力与活力，就在于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一是学习党的群众工作的好传统和好作风。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蕴含于党的百年辉煌历史和文献中。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并不断发扬光大。

诞生于革命年代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党为人民军队制定的最具代表性的统一革命纪律。由于规定具体、语言朴实、朗朗上口，一直流传至今。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由于部队刚刚改编，行军路上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毛泽东听到反映后，对部队加强了纪律教育。但是由于生活环境极为恶劣，战士们肚子饿了，忍不住就拿群众的红薯、鸡蛋充饥，毛泽东宣布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10月下旬，在向井冈山前进途中，毛泽东又强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最早的三项纪律。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在部队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生了部队损坏东西不赔、对待群众态度粗暴等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宣布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要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不拉夫；第六、不打人，不骂人。”3月，在工农红军南下湘南的过程中，毛泽东将此前的三项纪律和六项注意合并，正式定为“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予以颁布。此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加上“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至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条款上被完整提出来了。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要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内容上被固定下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战士们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场面。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主持人：原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这样来的，我想也正是因为人民军队始终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才得到群众的真诚爱戴与拥护。

齐薇：的确是这样的。二是向群众学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蕴含着最为波澜壮阔的力量。广大群众生活在基层，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智慧源泉，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终受益者。在这个问题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

1943年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任弼时撰写《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向群众学习以及如何向群众学习。他分析说：“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所以高明，所以领导正确，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他认为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有三：一是事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脱离群众；二是事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三是事关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而向群众学习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1948年，党中央从陕北迁往西柏坡途中，任弼时每到一处，都详细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认真考察党的各项政策在实际中的贯彻执行情况，思考改进党的工作。

在去世前几个星期，他还找通县农村的一位支部书记谈话，研究制定生产、度荒的有效办法。在涉及群众利益的每一件事上，他都要求谈工作的同志把问题说得具体些，深入到每个细节。任弼时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始终坚持向群众学习，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形成、发展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习人民立场的第三个方面，是要学习始终把人民标准作为检验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这里我举一个例子，1966年2月7日，新华社采写并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随后，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

焦裕禄，山东淄博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12月，调到河南兰考县工作。当时的兰考是黄河故道上著名的灾区县，长期遭受风沙、内涝和盐碱等“三害”袭扰，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在三年困难时期，兰考人民生产生活更面临极大困难。1962年，正值灾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一到兰考就抓住治沙这一关键环节，深入实地调查。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

在这场艰苦的调查中，焦裕禄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泞里歇息……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跋涉5000余华里，把全县86个风口、261个大沙丘、17条大沙龙全部作了编号，绘制成地图，形成种植速生泡桐林、治理“三害”的方案。夜以继日的工作让他患上严重的肝病，虽然病痛始终折磨着他，但是他仍坚持奋斗在第一线：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他起草了《干部十不准》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1964年5月4日，焦裕禄病逝。毛泽东称赞他：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焦裕禄这种一心为民的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但是，他的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是我们检视、自省的一面镜子。

主持人：在焦裕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信念。就像齐老师说的，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要以焦裕禄为榜样,将“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实际行动赢得群众认可。那刚刚我们说的是学习“人民立场”，这第二个方面“战略思维”又该如何理解呢？

齐薇：战略思维，是指从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客观辩证地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体现的是一种战略整体观、全局观和敏锐的洞察力、预见性，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自觉运用。

一是学习大局观念。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在这方面，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先辈都有这样优秀的品质。198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小平的文章《悼伯承》，这是邓小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唯一以个人名义的纪念文章。

文中以深刻的怀念之情回顾了与刘伯承共事的点滴。其中，他特别提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由于“吸引敌人”的任务充满艰险，一些干部顾虑重重，但刘伯承同志说：“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正是这种强烈的大局意识，使我军赢得了解放战争全局的主动，也使千里跃进大别山名垂青史。邓小平称赞刘伯承说：“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我们常说，党员、干部要“做革命的螺丝钉”。做革命的螺丝钉，关键要有大局意识，做到哪里需要哪里拧。一颗具有大局意识的螺丝钉，无论拧到哪里都能闪闪发光。而只有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大局观，党的事业才能熠熠生辉。

二是学习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才能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篇决议回答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看待建国以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等重大问题，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伟大文献。尤其决议中关于评价毛泽东同志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解决问题的典范。

在当时，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领域的问题，而是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要求，这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我们党六十年的战斗历程尤其是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曲折道路，作了全面的、科学的总结。通篇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反复研读和学习。

三是学习前瞻意识。要高站位，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要超前谋划，既要把关注点放在完成工作本身上，又要注重事物的长远发展。这里我举个例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不甘于坐以待毙，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斗争，但是反革命的力量异常强大，红军在强敌的“围剿”之下，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残酷的敌强我弱背景下，党内一些同志对红军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在古田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写下一封长信，即那篇著名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信中，毛泽东对右倾悲观思想做了批评。他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的力量虽然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在信的末尾，毛泽东以革命家磅礴的激情和火热的语言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来到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它一扫质疑革命的阴霾，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坚定了党领导广大军民为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主持人：这封信，可谓是将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和豪迈气魄彰显得淋漓尽致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想它的思想内涵在当代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中国人民正以昂扬的斗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行，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齐老师，请您继续讲述第三个方面吧！

齐薇：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从党的文献中学习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一种以底线为导向的思维方法。它要求人们做最坏的打算，追求最好的结果，设定最低的目标，争取最大的价值。历史告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成功应对了各种风险与挑战，积累了许多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宝贵经验。

一是学习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为政者，要有发展眼光、全局意识，然而也要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细节体现了水平，细节也决定了成败。1937年9月29日，延安《新中华报》刊载了一篇简短的新闻：《八路军开始第一个大胜利》，短短几百字却让人振奋。新闻报道中的这个胜利指的是平型关大捷。这场战斗的胜利来之不易，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拽着马尾巴闯激流”。9月24日午夜时分，部队向伏击地域奔袭，天降大雨导致山洪暴发，水深齐腰。军情火急，战士们把枪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闯激流，有的拽着马尾巴趟过去，按时到达伏击地域。一夜的大雨冲刷掉了行军的痕迹，使日军丝毫没有察觉；二是“布鞋是山地争夺战法宝”。在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时，由于暴雨刚过，日军笨重的皮鞋、皮靴阻碍了其机动性。686团3营战士们的布鞋，这时候却成了登山的制胜法宝。虽然日军抢先爬山，但八路军战士却先一步到达山顶，一顿猛烈的手榴弹让敌人滚落下山。指挥员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和《抗日战争的经验》两篇文献中都提到了这两个细节，并且认为“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正是一幅平型关大捷的油画，它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八路军战士们英勇杀敌的场面。

二是学习果敢坚毅的决断力。决断力，简言之就是作决断的能力。面对问题，要多谋善断、敢于拍板，能解决的当机立断、快速行动，不好解决的抓紧分析研判，尽快解决到位。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的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一共讲了16个问题，其中第一条讲的就是“多谋善断。单是多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能断。”然后，他举陈云为例，称赞他“多谋善断”，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在日常工作中，领导干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作决策”。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历程中，陈云可以说作了很好的典范。

1946年10月，蒋介石确定在东北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集中兵力，先歼灭南满共产党的军队，然后用全部兵力进攻北满。当时，部队在是否坚持南满斗争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云在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12月14日，他主持了著名的“七道江会议”，在会上，他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野牛，牛头牛身子是朝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会进退两难。因此，坚持南满，抓住牛尾巴，使南北满形成掎角之势，是东北全局的关键。”陈云全面分析了形势，对“留下”和“撤走”的厉害得失，算了细账。最后由他拍板：坚持南满！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来南满，就是为了和大家一起坚持南满斗争。你们让我来拍板，我拍的就是坚持南满！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萧劲光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这是陈云在关键时刻拍的决定性的一板。”现在大家看到的照片，是陈云和萧劲光在临江拍摄的。

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候，陈云依然保持着难得的冷静。1947年4月初，“四保临江”战役结束，我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先南后北”，企图独霸东北的梦想，为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陈云对于严峻形势的形象比喻、拍板时的果断决策挽救了整个东北的局势。此次战役之后，蒋介石得知共产党方面指挥此次战役的最高领导人竟然是过去没有带过兵的陈云，他叹道：共产党内真是有奇才呀！

三是学习化危为机的驾驭力。“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深入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危局困境就是检验党的自身建设与自我革命是否过硬的“试金石”。

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达成这个协定异常艰难，虽然最后国民党撕毁了这个协议，但是它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也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因此这篇文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怀揣着对于和平的渴望，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纷纷要求实行民主。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努力争取和平建国。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在明知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之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谈判前，有一些人对当时形势认识不清楚，特别是国统区和一些沦陷区的人民，对共产党了解不多，再加上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使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着误解，甚至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抢占地盘，不是真正为了全国的和平。

谈判中，蒋介石一面作一些开放民主的空头许诺，一面加紧对解放区的围攻。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的谣言，中共中央在谈判中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作出了必要的让步。谈判期间，刘邓大军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提高了中共在谈判的地位。面对重重危机，中共中央都化危为机。经过艰苦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终于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重庆谈判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其争取和平民主的付出和决心赢得了广大民主人士和人民的高度称赞和普遍认同。

主持人：洞察力、决断力，还有驾驭力，掌握了这几点，我们就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了。接下来，请您再给我们分享一下最后一个方面，从党的文献中学习“调查研究”吧。

齐薇：好的。坚持调查研究，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也是保证科学决策、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条件。

一是学习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就是要为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找到可行的办法。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此后，中央领导人相继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图10）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刘少奇在湖南进行农村调查期间，写给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目前，信件原件保存在湖南省档案馆，成为馆里珍贵的历史档案，也是一段珍藏的红色记忆。

后来，他写成了《湖南长沙、宁乡调研》一文，指出：“长期以来，这个大队的社员和干部不敢说心里话，乔木去调查时，大队已把一些乱说话的人调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员谈话，大队干部都在事先交代过。”为了了解老百姓心中的真实想法，刘少奇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用地道的宁乡腔恳求道：“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此后，他采取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法，直接在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挨家挨户了解情况。一次，他在住地附近看到一堆已经风干的人粪，就过去用脚搓开，仔细检查了一番，发现里面并没有什么粮食，不禁叹息：你们看，这里面全是不能消化的粗纤维，说明这人吃的是野菜、草根。农民吃饭已经成了大问题啊！随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刘少奇深入基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调查研究，促进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

二是学习调查分析研究。调查的是发现问题的真相，研究的是总结问题的本质。只有把所有的调查研究资料分析研究透，得出的结论才能正确的指导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关键抉择。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从此，我国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但这篇文献从酝酿到真正形成都伴随着调查研究全过程。从1977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派团出国考察，华国锋要求派出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有什么好的东西”“联系自己作为借鉴”。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1日到1980年6月30日，除中央领导同志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次数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次数达472次。最重要的一次考察当属西欧五国之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率团考察西欧五国，即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让他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这次考察对大多数领导人来说，在思想上冲击是很大的，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访欧代表团报告说，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在当时，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相比之下，差距真的太大了。1978年6月，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考察团的汇报，华国锋、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王震等都到了，大家兴致很高，汇报会从下午3点开到晚上11点。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大家对调查报告结合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反复讨论解决办法，寻找出路。此后，胡乔木等人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刊登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这些意义深远的调查研究分析会议，为1978年12月成功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主持人：调查研究真是太重要了，齐老师，您刚才谈到的这两点是讲调研什么，怎么调研。我想，让调研成果发挥效用是更重要的。

齐薇：是的，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要学习让调研落地和立查立改。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在于形式，关键要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就是看效果。

1940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物资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回到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情况。他看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他深知如不采取重大措施，就很难扭转局面。因此他邀请正在延安的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从事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负责人一起到各地去视察工、农、商各业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1940年10月到年底，朱德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章，阐述了他对发展边区经济的构想。朱德抓经济工作雷厉风行、措施有力，很快推动边区经济工作焕然一新。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采纳朱德的意见，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粮食困难问题，1940年，朱德、董必武等到南泥湾临镇等地进行实地视察，提出了南泥湾屯田政策。在这样的大生产运动中，朱德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尤其他带头种菜，在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就这样，在朱德的策划和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克服了困难，发展了生产，渡过了难关。

以上是我对学习党的文献的一点粗浅的体会，为大家学习和研究党的文献提供一种参考和借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今天我们回顾党的百年历史、重温党的红色文献，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忘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结语

从党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宗旨意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爱国情怀和忠诚于初心和使命的理想信念，汲取新时代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智慧力量，激励我们做信仰坚定的践行者、干事创业的奋斗者、为民服务的奉献者和清正廉洁的模范者。感谢齐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解，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继往开来，不断前进！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党史直播》，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