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文苑|难舍的小鸡仔

去年开春，父母买来一窝小鸡仔，一个个浅黄色的小毛球，在纸箱里叽叽喳喳叫着，很是可爱。稍大一点便移到了单元楼的楼顶，圈在楼顶的一角养着。虽然到了秋天只剩下三只母鸡，但能稳定下蛋，父母还是很开心。今年又买来十几只小鸡仔，大有扩大再生产之势。姐姐们和我每次回家，父母总骄傲地说：“带几只鸡蛋回去，这蛋吃着放心”！

对于父母偷偷养鸡这件事，我们是反对的，认为侵占公共资源，不仅气味难闻，而且存在安全隐患，是不文明行为。好在这些鸡都很乖，不闹也不叫，没有邻居投诉过，物业也没有管。我们多次做工作，父母始终舍不得把那些鸡处理掉。

我回家总要先上楼顶看看。那些鸡已经认得我了，见我来了，便扑棱着翅膀跑过来，咕咕地叫着讨食。母亲颤巍巍地跟在后面，手里攥着一把玉米，撒在地上，鸡们便低头啄食，偶尔抬头望望我和母亲。

"闲着没事，养着玩罢了。"每说起养鸡的事，母亲总会喃喃地解释。“哪只鸡敢乱叫，就宰了炒辣子鸡给你们吃。”父亲闪躲着眼神大声地说。

父母是真的老了，糊涂了，很多事记不住，很多话也听不进去。而我始终下不了决心，阻止他们养鸡。

这让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小学教师，工资都很低。我们姊弟4个，一个读初中，三个读小学，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鸡仔。家里实在是太穷了，父母的工资往往在几个月前就已经透支掉了。在记忆里我们并没有挨过饿，地瓜煎饼、玉米饼、白面馒头、面条等，面食是基本可以放开吃的。但是饭桌上经常只是一盘子青菜，偶尔会有炒鸡蛋，怕我和弟弟抢食，父亲还立了规矩，大姐每夹一筷子，我们才能跟着夹一筷子。为此我常常怨恨大姐，因为她半天不动筷，我就在饭桌下用脚使劲踢她。

为了填饱我们这几张嘴，父亲经常到镇上粮所买了大米，然后跑到集市上偷偷卖了，去买小麦、玉米和地瓜干。因为是非农业户口，每月可以供应几斤大米，当时大米在北方属于奢侈品，价格比较高。在工商所工作的舅舅几次警告父亲，说这种行为是投机倒把。父亲则低着头一言不发。

那时，我们住在一个乡村小学校里，我们的家是老教室改造的，没有单独的院墙，学校的操场就是我家的庭院。我家东侧有一个十几米的夹道，夹道那边便是学生们读书的教室。这个夹道北边是院墙，并没有什么用处，父母便打起了这个夹道的主意。他们在夹道南边扎起了篱笆，上面拉起了围网，开始在里面养鸡。最多的时候大概养了有三四十只，当然大部分都是下蛋的母鸡。一部分鸡蛋填了我们的肚子，另外一部分，母亲便拿到集市上去卖。

星期天，母亲换下教书时穿的蓝色上衣，换上平时在家穿的粗布衣服，挎上装满鸡蛋的竹篮，匆匆地赶到集市。母亲蹲在街边，前面摆着竹篮，象做贼似在那售卖。有时碰到学生家长，母亲羞愧地抬不起头来。有一次下雨，母亲在赶集的路上不小心跌了一跤，竹篮掉在地上，大部分鸡蛋都摔碎了，蛋黄、蛋清和着泥水散落一地。有好心人帮着母亲，把少部分没有完全破碎的鸡蛋捡拾到竹篮里。母亲回到家里，眼含着泪水，把那些鸡蛋一个个小心地打到碗里，炒了给我们吃。第二天早上，母亲的眼睛还是红肿的，但仍然起得很早，因为她要赶在上课前去喂鸡。

后来，父母在学校养鸡的事被反映到镇教育组，因为到了夏天气味确实难闻，而且母鸡下蛋后还会咯咯地叫，影响学生上课。好在学校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校长只私下给父母说了说。当天夜里父亲动手彻了砖头围墙和鸡舍，这样气味和声音都小了许多。这个善良的校长，我叫他葛叔叔，现在也将近80岁了，我们两家至今保持着联系。

这些鸡和鸡蛋，陪我们这个家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如今，父母在城市的高楼上，固执地养着这几只鸡。我知道，在潜意识里，他们是在回望从前那段艰难岁月里的自己，是那些无处安放的牵挂，还有那偶尔闪烁的人性的光辉。

楼顶的风很大，吹乱了母亲的白发。她平时弯着腰，可是每天几次要蹒跚地爬到楼顶来，风雨无阻。

（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