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美术馆,不只是展览空间,更是文化共识的所在,承载着精神联结与审美生活的可能性。
今年,泰安市美术馆启动“银龄艺术”文化志愿者计划,邀请一位讲者以“我与美术馆的慢行旅”为题,开启一场跨越身份、时间与空间的艺术分享。
她叫徐金湘,曾在泰安市美术馆工作五年,而后旅居英国的四年间,她行走于国家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英国小镇的博物馆之间,用文字记录展厅、空间与观众的微妙交集。
从泰山之麓,到泰晤士河畔,跨越了山海,再次相遇,徐老师的观展侧记《久别六年,又见美术馆》,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在某个明媚慵懒的午后娓娓道来的叙旧,她那温情而有见地的文字共情着热爱艺术的灵魂,徐老师的美术馆情结恰好照见了艺术在“公共空间”与“个人感受”之间的交汇之处。基于此,美术馆专门策划了此次访谈,从与泰安市美术馆的初遇、作为美术馆公共文化践行者的感悟、旅居英国期间由从业者变为纯粹参观者的体验、中英文化生态差异与文化共鸣、数字媒介冲击下的美术馆、生活与日常艺术实践、美术馆情结及未来愿景等方面展开,听徐老师讲她与美术馆之间的故事。
这次专访,不仅是一次个人行旅的回顾,更是通过一个“美术馆人”的视角,重新理解城市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美术馆不仅收藏艺术,也收藏时间、记忆、情感与共鸣;
——艺术不只是绘画、雕塑与技艺,更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五年的美术馆时光如何悄然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不只是一个岗位的故事,而是一段人与艺术之间温柔生长的过程。
初入泰安市美术馆的时候,对“艺术”的理解还停留在“喜欢好看的东西”这样一个朴素的认知层面,既没有绘画功底,也不了解艺术、策展、布展等专业术语,只是怀揣一颗喜爱艺术的心。那时的我,只负责一些最基础的事务:协助布展、张贴展签、接待观众、电话沟通,一边熟悉流程,一边观察别人的节奏。
但慢慢地,艺术“进来了”。
北冥有鱼——海洋鱼拓艺术展
我记得馆里曾举办一场民间艺术与当代设计结合的传统“鱼拓”展,策展人导览时的一句话“物件如何与时间对话”时,那一瞬间,我仿佛被点醒了——原来物品承载着时间的记忆,等待与一位真正懂它的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展厅里的布展逻辑、色彩铺陈、作品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甚至会注意到墙上的灯光角度,慢慢地,我终于明白:艺术不只是画作、雕塑,而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五年的美术馆时光,让我从一个“打工人”,变成一个愿意为一幅画停下脚步、为展厅节奏记录笔记的人。
在美术馆工作的那几年,我慢慢意识到,艺术不只是墙上的展品,更是在与人相遇的过程中,重新被点亮的东西。
我们曾走进聋哑学校,与那里的孩子们一起画画、写字,记得那是一间很安静的教室,孩子们不说话,但眼神里有光,我们不讲解,不强调技巧,只是用简单的图形、线条和色彩,让他们自己去表达。
有一个小男孩画了一棵被风吹歪的树,在角落里写了五个字:“风吹的,不怕。”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艺术并不是“传达正确”,而是“允许表达”。
与特教中心共建活动▼
我们还曾与驻地武警部队合作开展共建项目,展览期间,邀请他们走进展厅,也带他们一起做绘画放松训练,有一个年轻战士画下了山川与营地,画完后他沉默地看着画纸,说:“我从没想过,能在这里这样安静地画点东西。”
那天的展厅格外安静,像是有人在小声讲述某种和平的愿望。
军民共建活动
这些活动和日常的布展、讲解、课程设计一样重要,甚至比展厅里的工作更让我觉得,“美术馆”这个词,真正触碰到了生活的边界。我越来越相信:美术馆不是为“懂艺术的人”而建的,而是为每一个尚未与艺术发生关系的人留出了可能性。
从美术馆人蜕变为自由观众,她带着“馆中人”的眼睛走进伦敦、诺丁山、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的展厅,在中英文化生态的差异中,寻到了艺术的另一种答案。
离开美术馆后,第一次以“纯粹观众”的身份走进一座美术馆,是在伦敦的英国国家美术馆,记得当时我站在大厅中,心里竟有些不知所措——没有策展清单、没有讲解任务、没有展签要写,我甚至下意识地在找“出入口动线”,而不是作品本身。
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对展厅“太熟”了,以至于忽略了作为“观众”最本质的那种观看感。但渐渐地,我开始享受这种变化,不再试图“全看完”一个展,而是愿意在一幅作品前多停留一分钟,不仅仅是欣赏作品,也更在意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故事,甚至开始关注作品与灯光以及空间的叙事关系。
我成了一个“松弛但敏感”的观众。我开始理解:所谓专业,并不是带着目的看世界,而是带着理解去接纳它。
在英国生活期间,我几乎成了“常驻观众”。
我看了很多展览,有整天泡在大英博物馆里看雕塑的日子,也有在诺丁山街头的小型画廊中,与涂鸦墙对话的黄昏,我发现,英国的美术馆常常“不惊艳”,但“耐看”,它们的布展更安静,文本更克制,不强调“导向”,反而鼓励“错位”。观众在展厅里自由地走、坐、写、画,甚至很多时候不看作品,只是坐着发呆。
美术馆中发呆的图
艺术在那样的生态中,往往以“非中心”的姿态出现,它不站在讲台上,也不悬挂在高墙上,而是悄悄嵌进城市生活的缝隙中,像一盏不打扰人的小灯。
我记得有一次,在伦敦街头一家小型博物馆的橱窗里,偶然看到达利的雕塑《时间的高贵》,那尊拉长弯曲的钟表松松的垂挂在树枝上,没有讲解牌、没有人群,也没有特别的灯光,只是极其安静地站在那里,与街道上的雨水、飘荡的咖啡香气共处。那一刻我意识到:艺术的存在感不一定来自“策展”,有时只是来自“被看见”。
达利 雕塑 《时间的高贵》
在我走过那么多美术馆之后,反而对“起点”有了更深的敬意。
在英国,美术馆的公共性来自长久的文化传统与制度支撑;而在中国的城市美术馆,尤其是像泰安市美术馆这样的地方机构,它的成长更像是在风中扎根——从零起步,要面对的不仅是展览本身,还有教育、传播、服务、参与感。我尤其敬佩的是,它没有只做“展览”,而是努力让空间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它为孩子们设计公益课堂,为军人开设艺术共建,为乡村社区送去“送美下乡”的流动画展——它在一个又一个“未曾被艺术照亮”的地方,点了一盏小小的灯。
我想,那盏灯其实和橱窗里的达利雕塑一样,不是为了被仰望,而是为了被靠近。
现在的观展环境,越来越像“一个流量站点”。
我在展厅里见过无数人是“冲着镜头来的”:他们对着一幅画拍几秒视频,然后低头发给朋友,或是上传社交平台,几分钟后,就匆匆离开。我曾一度怀疑——美术馆真的还能留下什么吗?
后来在一个夜宿美术馆活动中,我看到孩子们在空旷的展厅里画下“他们想象中的展览”,那种沉浸与安静,让我重新相信:真正的体验,是不能被剪辑的。(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每年都有两次夜宿博物馆活动。)
图片、视频可以带来“第一眼的兴趣”,但空间的氛围、作品的质感、人与人之间的共感,是任何镜头都替代不了的。美术馆的任务,也许并不是“战胜”流量,而是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它不需要流量破万,而是要让哪怕一位观众记得:
那天,我在画前安静地坐了十分钟。
也许你不会记住所有画作的名字,但你一定会记得,那一刻你站在一幅喜欢的作品前,有一束光静静洒在画框与你之间。
如果生活是一座无形的展厅,那么她的日常创作,就是不断策展的过程,从速写到散文,她用艺术连接起情感、记忆与成长。
写作对我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策展”。
我喜欢观察建筑与展品陈列之间的张力,一些展览是“作品适应空间”,而另一些则是“空间服务作品”。我曾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看到一组安静的小型绘画,被安置在自然光折射的角落里,那种安放方式本身就构成了诗意。而在国内的一次展览中,我看到策展人用一条“弯曲而缓慢”的通道引导观众进入主题——那种“不是一眼看全”的策展节奏,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木心美术馆)。
这些展厅经验,逐渐转化为我写作中的“视觉感知力”:更注重节奏中的缓冲,更善于控制结构中的光影——一段文字是否能“呼吸”、一个句子是否像“开灯后的画框”,我会反复感受、琢磨推敲。
我常觉得,一个人能走多远,不只取决于脚步,还取决于曾遇见怎样的目光。
在美术馆工作的那几年,得益于美术馆开设的公共教育创作研修班,我遇见了几位真正的启蒙老师,他们不只教我用笔、用墨,更教我如何去看,去慢下来,去体会一幅画中隐藏的节奏与气息。他们的言传与画语,润物无声地落在我日后的创作与思考节奏中。
离开美术馆之后,我并没有“告别艺术”,反而在一种更自由、更个人的状态中,延续着创作。我常常用速写本记录下窗外光影的流动,或者用水彩描摹小外甥女玩耍时散落一地的玩具——绘画让我多了一种观看世界的视角,亦建构了一种文字之外的更直观的表达方式。
美术馆的视觉记忆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我不再强调“完成”,而是更关注过程:绘画的过程、记录的过程、观察的过程,哪怕是拿起一支铅笔随手勾勒,我都知道,那些线条来自曾经在展厅里一次次走动的身体记忆。
艺术从来不只属于展厅,它影响了我对小外甥女的陪育方式,也影响了我在异国生活中对世界的理解。
我从不强迫小孩子“看完一个展”,而是陪她“感受一个角落”。她喜欢颜色,我就让她自由指认展品里的红与蓝;她喜欢动,我就带她模仿雕塑的姿势。我们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雕塑大厅里,看到了许多肌理张力极强的人体雕像,她没有看标签,也不会读背景介绍,只是一次次摆出“和他们一样的姿势”。
有一次,她站在一尊光裸青铜男子身前,小脸紧张地比出“发射能量”的手势,嘴里喊着“咻咻——我保护你!”那一刻我意识到:美术馆不仅是观看的地方,更是可以用身体去感知历史与形式的空间。
那天,周围的外国游客停下来,有的微笑点头,有的拿手机轻轻拍下她的动作。一个白发老太太轻声对我说:“She’s reading the sculpture.”(她在‘阅读’这些雕塑。)那一刻,我的眼眶有些发热,她是唯一没有翻译、没有看说明书的观众,却可能是这间展厅里最认真观察雕像的人。
艺术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观看方式。我开始尝试不再把“理解”作为第一要义,而是鼓励“感受”——对孩子是如此,对异国生活中的文化差异亦是如此。在异国生活中,语言会隔开你,但“感受”会重新连接你,我记得在伦敦一个社区的展览中,一个老太太带我看她绣的家族地图,我们彼此语言不通,但我却在她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我们都理解彼此”的安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明白了:艺术真正的力量,不是让人“看见同一个东西”,而是让人“在不懂时依然愿意靠近”。
大英博物馆▼
她说,美术馆不需要打卡热度,而需要陪你发呆的观众;不需要更多预算,而需要更多理解。这一期,是对美术馆情结最深处的回望与未来的安放。
如果让我为“美术馆”画像,我想它不是一幢建筑,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个精神空间,它柔软、安静、包容,有秩序却不冷漠,有边界却不拒人。它是一个“允许存在的场所”——它不强迫你理解什么,也不要求你一定感动,它只是让你在匆忙之外,有一处可以慢下来的地方,在你疲惫无助的时候,一束愿意照进来的光。你不必“懂艺术”才走进美术馆,就像你不需要“懂风”才能听见风声,美术馆不拒绝热闹和流量,但它更珍惜你真正的驻足——请允许自己“走错、停留、折返、忘记”,因为这正是美术馆里最美好的状态:不被催促的观看。
我常常觉得,美术馆其实是一种“文明的姿态”,它并不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在提醒我们:还有美,还有感受,还有沉默的力量。它是城市精神的呼吸间歇,是一个人可以重新整理自己感受能力的地方。
很多人问我:“你会不会再回到美术馆?”我想说,其实我从没离开,只是身份变了,位置变了,但我“对展厅的关注”从未远去。如果有一天可以回去,我愿意当一名顾问,或一位志愿者,陪新来的观众走进展厅,陪孩子们画第一幅画,陪策展人布一次“可能会被误解”的展览。
我愿意用自己这段旅程所积累的经验,为美术馆续上一盏长明的灯。
如果说“观众”是来访者,那么我愿意做那扇轻轻为他们打开的门。
(泰安市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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