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牛虻》是在1979年，当时选拔飞行员，班上的一名同学过关斩将，最后去了上党古城体检。一高兴他就买回了这本书，但我却不知他是否认真读过。30年之后重逢，我跟他说起这本书，他一脸茫然，连说不记得了记不得了。《第二次握手》的阅读应该是在1980年春，当时我已去了城里的文科补习班，过起了枯燥的复读生活。 一天，一位同学突然弄来一本《第二次握手》，让我大喜过望。文/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像许多人一样，我的阅读记忆也是从文学作品开始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琢磨，最初的文学阅读实在是简陋得不成样子。回忆那个时候的情景，难免苦涩。
　　 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似乎已迷上了文学阅读，画书（小人书）已不能满足我的胃口。然而，书在那个年代可谓奇货，求之不得，我只能饥不择食，逮住什么看什么。有一天，父母给我一块钱，让我去邻村买点东西。邻村如今已是一个集镇，那个年代也比一般的村庄繁华，其例证之一是供销社里居然还摆着几本书，顿觉文化气息扑面而来。看见书我就走不动路，究竟是买书还是买东西，捏着那一块钱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我下定决心，冒着可能被家人责怪的风险买下了一本厚厚的小说：《激战无名川》。
　　 如今，我已在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查到了它的基本信息：《激战无名川》，郑直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432页，0.85元。这么说，我当时是带着这本书和剩下的一毛五分钱回去交差的。很可能这是我亲手买回来的第一本书。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这本小说的封面，也记得它写的是抗美援朝，仗打得很热闹，但里面的故事情节却早已忘得精光。而我当时读过的小说差不多都与打仗有关，《敌后武工队》《播火记》《连心锁》《碧泉之战》《欧阳海之歌》《把一切献给党》《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连心锁》里有个朴成模，许多年我都把“朴”念成了“普”而不是“瓢”。《播火记》是就着一盏煤油灯读完的，朱大贵手中的机关枪一突突，我就像打了鸡血，顿时心花怒放，血脉贲张。就这样，国家意识形态的巨手在我的心灵琴键上弹奏出一串串粗放的音符。
　　 十二岁那年的正月，我与邻居家的小虎步行二十多里，去了县城。进城的目的之一大概是想看看城里的花花世界，之二是要去新华书店逛一逛。逛完县城，已是疲累，遂步行十里，在中途的亲戚家住下。亲戚家大人不在，只有表妹相陪。我等着大人归来，终于支撑不住，躺在炕上围着炉火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灼热的痛让我惊醒过来，睡眼蒙眬中，我看见我的两腿冒着青烟，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想起屋子的另一端有一口水缸，便跳到地上向那边移动。然而，我只是走到屋子的中央，青烟已变成火苗。我走不过去了，而是在房间里上蹿下跳，大呼小叫。院子的东屋住着一家邻居，听见堂屋凄厉之声传出，连忙跑进去把我按倒，脱去了我的裤子。
　　 我穿的是一条棉裤。
　　 我烧伤了双腿，右腿尤其严重。我也开始了漫长的疗伤、养伤的过程。醋、酒、酒精、纱布、鸡蛋油、杜冷丁，我的腿被土洋结合的各种偏方治着，却终于还是感染化脓了。我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等烧伤全部愈合，麦子已经熟透了。
　　 为了那趟城里之行，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我必须提一提我买到的那两本书。 它们是：《夜渡：工程兵短篇小说集》和《雷锋的故事》。
　　 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日子，本来是可以读许多书的，但父亲跑遍了半个村子，找回来的书却寥寥无几。有一本厚厚的《虹南作战史》，味同嚼蜡，我却硬着头皮把它读完了。这本书是什么东西，过来人心里都很清楚，不说也罢。还有一本《战斗的青春》，这本书成了我的止疼药。每当伤口痛得肝儿都发颤时，我就去回忆那里面的英雄人物如何严刑拷打宁死不屈，这样我仿佛也有了浩然之气。但英雄人物也常常不顶用，所以经常是父亲用双手死死掐紧我的大腿，以免换药时我疼得乱动。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就打一支杜冷丁，我便开始腾云驾雾，英雄人物也与我一起步入幻境。
　　 很可能正是那种高大全、三突出式的英雄人物，构成了我少年时代的文学记忆。今年二月，浩然辞世，我作《浩然与我们的文学记忆》一文以示悼念，但想起少年时代的文学阅读，悼念中就有了不恭不敬之辞。我想说的是当年的浩然如何抢占了我们的阅读高地，从而让整整一代人的文学记忆变得寒酸贫困，却没料到会有一封济南的读者来信兴师问罪。这位读者显然是浩然的老粉丝，我动了他的偶像，他自然要怒发冲冠，打上门来。于是浩然被他美化一番，鄙人又被他羞辱一番。读着这封来信我并未生气，只是感到有些辛酸。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可读可听的文学作品逐渐多起来了，学校也从大队的一座庙变成了公社的另一座庙，我读开了两年制的土高中。语文课老师订着《世界文学》，晚上自习的时候，他主要是给我们念那上面的小说，念着念着许多人就进入了梦乡。我的父亲甚至也订了《人民文学》，那上面的作品就成了我的主要读物。父亲所在的公社大院里住着一些文化人，其中一人名叫郑允河。在我眼里，他已是饱学之士，他也不时拿着郑大伯的架势敲打我一番。有一天，他见我叽里咕噜背毛主席诗词，就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你老背那些东西做甚？你应该去读一读辛稼轩的词。我说辛稼轩是谁？难道能有毛主席写得好？他说你回去给我好好读一读就明白了……说着他就把两卷本的辛稼轩词塞到我手里。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辛稼轩就是辛弃疾；也是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对毛主席诗词的不同评价。
　　 在我频繁地出入于公社大院期间，我应该从他那里借到了一些书。上大学前后，我还跑到他城里的家中找出一套《茅盾短篇小说集》《今古奇观》上册和《鲁宾逊漂流记》。这几本书现在仍在我手里，究竟是他送给了我还是我昧下了，如今已渺不可考。
　　 上大学之前我还读过什么书？应该有一本《牛虻》，还应该有一本《第二次握手》。读《牛虻》是在1979年，当时选拔飞行员，班上的一名同学过关斩将，最后去了上党古城体检。一高兴他就买回了这本书，但我却不知他是否认真读过。30年之后重逢，我跟他说起这本书，他一脸茫然，连说不记得了记不得了。 《第二次握手》的阅读应该是在1980年春，当时我已去了城里的文科补习班，过起了枯燥的复读生活。一天，一位同学突然弄来一本《第二次握手》，让我大喜过望。早就听说那里边不仅有科学家的故事，还有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纠葛，这回我们可以饱一饱眼福了。但可惜的是，书是过路书，在我们的手中停留时间极短。我与那位同学已不可能轮流坐庄，从容来看，就只好缩在操场一角并肩作战。那本厚厚的小说就是那样你一张我一页读完的。
　　 许多年之后我在课堂上谈到文学阅读的状态，往往会拿这个例子说事，以此说明孤独是常态，有时有例外。讲完这个故事，学生既惊且惑，我便不得不隆重补充一句：与我并肩作战的是男同学。学生大笑，我亦呵呵有声。这种解释貌似此地无银，其实是在还原一个重要历史语境：上世纪80年代的早春岁月，文学阅读的机会固然紧俏，男女交往的尺度也非常古板。男女生即使有谈情说爱者，也断然不敢坐在大操场上耳鬓厮磨。民谣云：小男生，小女生，坐在一起不卫生。它说的是那个年代的事情吗？
　　 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搞到了司汤达的《红与黑》，这似乎是我上大学之前读过的唯一像样的外国文学名著。当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与玛特尔小姐在恩爱情仇中经历着情感的炼狱时，我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几年之后，我见到法国作家让·凯罗尔的阅读感受，惊为同道。 他说：“我在狱中读完《红与黑》之后，我真想像于连似的死去。我沉浸在痛苦的孤独之中，把自己和这个主人公完全合二为一了。他使我激动不安，扰乱了我这狭小囚室中的卑微生活；我听见他的脚步就在走廊尽头，我同他一起去淋浴……作者硬要把我拉进他的故事，于是故事便成了我的。司汤达几乎就是我坐牢的原因。”我没有坐牢，也不想像于连那样死去，却觉得凯罗尔说出了我的心里话。那次的阅读之后，我仿佛大病一场，也仿佛一下子明白了文学的真谛。
　　 病还没有好利索，大学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那上面写着我梦寐以求的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