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广西桂林人，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一生坚持讲真话。因为１９５３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论”而为人熟知，他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阶级斗争并不完全赞同。１９７０年，他不赞成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先是沉默，后疾呼孔子不可全盘否定，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林批孔”更是明确表示反对。本文节选自《１９４９年后的梁漱溟》（汪东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１９７０年讨论“宪草”时
　　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
　　１９７０年下半年，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每周两次的学习，参加的人数比过去少得多，只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杰、梁漱溟、于树德、王克俊等十余人，仍由于树德任组长。学习恢复不久，军代表就亲临小组发布，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了，意义十分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草案”，现在发下来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
　　军代表的一席话，说得这些几年来无人理睬的政协委员们心里不由得一阵热乎。无奈学习会一连开了好几次，仍然没有人提出任何一条哪怕是字句改动的意见。
　　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心里却翻腾开了。他决定冒险进言。
　　在最后一次的学习会上，梁漱溟又起立发言了。他一字一句、口齿十分清晰地说：
　　领导上欢迎我们提意见，是看得起我们，这也是若干年来所不曾有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对则供参考，不对则作罢。因此我考虑再三，在这里放言，提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这两条意见，现在看来十分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出人意外、震惊四座的。因为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那么如今写进“宪草”序言自然顺理成章。更严重的是，如以写个人名字为准，则“宪草”序言中有关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更大大超出林彪。梁漱溟的发言虽然只点林彪，而不提毛主席，但意在不言之中，谁听了心中都明白的。
　　借用当时的语言，这是多么“露骨而猖狂的恶毒攻击”！
　　梁漱溟先生发言结束，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小组会主持人于树德最后说：情况向上反映，大家先作准备，问题听候处理。同时宣布：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谁负责。
　　这一闹腾，梁漱溟深感自己失言。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认为，征求意见，在内部提什么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于是，梁漱溟平安地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一定是周总理办公室，就像“文革”之初不扣发工资的事情一样。梁漱溟心里是这样推测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推测是对的。
　　第二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人大当时没有开成，“宪草”自然也流产了。
　　在“批林批孔”中
　　挺身抗争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底，江青之流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场。
　　当时，已经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２００人。梁漱溟先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位老牌的“一贯尊孔”派；第二，梁这个人与众人不同，历来是有话便直言无讳而不顾其他的。
　　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他所在的学习组全体二十余人都“表态”了，都表示“拥护”这个运动，唯有他始终一言不发，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
　　有人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厉声厉色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又过了若干天，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４日学习会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的催促下，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便条，念道：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梁漱溟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说：“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梁漱溟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退路没有了，梁漱溟答应作准备。
　　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梁漱溟先生登台开讲。他衣冠整洁，神采照人，大皮包装得鼓鼓的。由于梁已是８１岁高龄，主持者再次请他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就像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京大学课堂里正式开课一样，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２月２５日，梁漱溟又讲了一个半天。
　　疾呼孔子有功有过
　　不可全盘否定
　　梁漱溟先生慷慨激昂讲了两个半天，整理全文洋洋数万言。笔者当时是小组记录。梁漱溟在会上首先开门见山地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指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
　　自１９７４年２月下旬梁漱溟在小组会上作长篇发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他迫切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批判，不几日便主动检查自己。无奈他思想实际并未搞通，又不想说假话应付过关，结果越说毛病越多，批判会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新内容，特别是对待“批林批孔”运动的态度问题，一直闹到白热化的程度。
　　３月１１日，梁漱溟在会上说：
　　我的长篇发言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错误是严重的。本学习组同仁对我的一切斗争都是理所当然，我不应再申说什么。再说话，便是错上加错，我只有静听的义务了。
　　从３月中旬以后，梁漱溟真的不申说了，但坚持每会必到，洗耳恭听。
　　到了同年的９月２３日，升级后的联组批判会告一段落，返回小组前，主持人一再征问梁漱溟对大家七八个月来批判他的感想，他始而不答，最后却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这句话使在座的人哑然，转而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
　　主持者要梁对自己的答复作出解释，梁铿锵有力地解释道：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就是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的这段解释，使在座的同仁更加哑然、木然。会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人站起来说了几句诸如“顽固派不见棺材不落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之类的套话，调门很高、很大，却给人苍白无力的感觉。几天后，上边传下话来说，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转移了大方向”。从此，就没有人再与梁对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