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石康
第一次东亚大战造成的深远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明朝大军驻扎朝鲜，一些明人甚至在大军撤离后留下来成家立业。17世纪30年代，明人利用朝鲜人对明朝来援的记忆，请求朝鲜协力抗满。1644年明亡后，朝鲜人在私人通信中仍奉明朝正朔，穿着明朝礼服，连派往清朝的贡使也不例外。清朝建国后，朝鲜人自诩为儒家文化的最后堡垒，借此提高了朝鲜的威望。朝鲜孝宗（1649—1659年在位）甚至梦想北伐清朝，为明复国。不过，朝鲜王朝后来在接待清朝使节时便不再显露忠明迹象。在具体讨论这场战争之前，有必要回顾1592年敌对行动爆发前的中、日、朝三国关系（有学者形容为“铁三角”）。经过数百年的交往，交战三方已牢固确立了对彼此的印象，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
中、日、朝三国一衣带水，文化亲近，彼此关系却经常由于互相缺乏了解和互不信任而受到损害。其中某些情绪甚至可追溯到三国之间更早的敌对行为，例如公元250年前后日本神功皇后发起的三韩征伐，以及隋唐时期的战争。日本人或许念念不忘1274年和1281年的两次蒙古袭来，当时有高丽军队和汉人军队协助蒙古人。此后，中日之间在贸易、倭寇和封贡等方面争执不断，因为洪武帝和永乐帝自命天朝上国，无法俯就室町幕府的愿望，室町幕府在1336—1392年南北朝结束后渴望与明朝通商并获得册封。不过，中日之间的官方贸易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叶，民间贸易也持续到明朝实施海禁。尽管双方偶尔有冲突，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紧密。
甚至在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前，高丽就是明朝的忠诚藩属。朝鲜在明朝的朝贡等级体系中居于首位，朝鲜人且以此为傲。事实上，他们“认为，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不仅是一种政治安排，而且意味着接纳朝鲜为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例如，17世纪朝鲜人写成的一部壬辰战争纪事的序言就感叹：“中韩自古为兄弟之邦，交通频繁，互相依倚，关系密切矣。”不过，这种关系显然有尊卑之分，朝鲜人常常被迫屈辱地向明朝进贡宦官、宫女和妃嫔。
尽管如此，朝鲜确实在物资和文化交流方面极大获益。洪武帝自从登基并“许”高丽为不征之国后，就谋求与之确立良好关系，
虽然两国的交往或由于高丽的内战（导致朝鲜王朝建立），或由于明朝皇帝好挑剔高丽的奏章不够恭顺而一度紧张。直到14世纪80年代后期，朝鲜半岛仍受到北元威胁，蒙古人声称有权统治高丽。此时，朝鲜王朝开国君主李成桂将军（1335—1408，1392—1398年在位）应朝中反明势力的要求率军出征辽东，但他回军进入王京（开城）夺取了政权。然而，李成桂夺权使明朝颇为困扰，明朝担心，承认他为国王并允许册封朝贡，无异于鼓励谋朝篡位。明朝还怀疑朝鲜暗中支持女真人袭扰辽东，鉴于明朝仍在忙于巩固对辽东的控制，这似乎为害不小。
1392年，新王朝遣使赴明，吊唁洪武帝的皇太子逝世，同时请求为新朝赐名，最终获得了朝鲜的国号。明朝虽然承认了朝鲜，不过，洪武帝始终只以临时头衔称呼李成桂。这两位君主在1398年先后去世，明朝和朝鲜的关系由此得到更顺畅的发展，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永乐帝的统治时期，据说永乐帝钟爱朝鲜的美食和美女（甚至传言他有朝鲜血统）。
因此，在靖难之役（导致永乐帝即位）结束而李氏在朝鲜的统治巩固后，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友善。朝鲜每年向明朝派遣3至7个朝贡使团，奉上金银、织席、豹皮、虎皮、海獭皮、白绸和各类染布、麻、珍珠和珍珠缀成的宝物、纸、毛笔、人参等方物。朝鲜还应三年一贡马。此外，明朝定期向朝鲜需索牛、额外马匹、军需材料、茶、胡椒、粮食、奴隶（包括贡女）和宦官。
明朝的诛求有时颇为繁重，但朝鲜通常愿意与之保持联系。朝贡使团所得回赐虽然不多，但可携带额外货物沿途贸易，出售人参、纸、毛皮、毛笔等，换回国内缺乏的中国货物。同样，朝鲜宫廷也渴望得到明朝赏赐的礼物，尤其是文化用品。明朝皇帝为朝鲜来贡准备了大量奢华礼品，包括蟒袍、宝带、乐器、冠服、佩饰、丝绸、玉器和药材。不过，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典籍，包括各种经史子集，对朝鲜的高雅文化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法律典籍甚至为朝鲜王朝的法典和刑律提供了范本。朝鲜紧邻明朝，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关系，因此，朝鲜从明朝获得的回赐也多于其他藩属，其优越地位得到巩固。
明朝也遣使朝鲜。明人多取道陆路前往王京（朝鲜有时会取道海路），沿途有顿宿之所，南门内还有一座舒适的客馆。明使的任务包括宣告即位或立太子，开读圣旨文牒，征求贡物，传达明朝礼部咨文，册封朝鲜新君，或单纯调查事务。明朝遣使不如朝鲜频繁，在以下几个时期次数最多：永乐帝时期，两国建立和平关系时期，日本入侵时期（为了协调反击日军的军事行动）。这些使命并不总是惬意的事情，因为明朝使节常常态度傲慢，作威作福。
朝鲜还模仿明朝，同其他邻国建立了朝贡关系，由此使得“中国、日本、女真和琉球的精英相对于朝鲜国王处于一种尊卑或平等的关系中”。因此，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认为，“存在多种不同模式来组织和控制海陆交往，存在多个外交中心、多种外交等级和多种统治观念，始终将天子、国王和幕府将军置于世界秩序的中央。”尽管如此，中国的朝贡体系居于最高层次并为其他亚洲国家承认，这说明了为什么丰臣秀吉并不满足于在较低层次上巩固日本的地位，而是谋求取代明朝，建立日本支配的新体系。
中朝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的（也是西方学者忽视的）方面，就是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盟。早在日本入侵前，明朝和朝鲜就已经在应对常见军事问题上互相帮助。蒙古人是双方共同的敌人，不过，由于明朝竭力经营辽东，蒙古的威胁在朝鲜王朝建立前已大体消散。更为持久的威胁来自女真部。明朝、朝鲜都力求维持边境安定，如此便需获得女真首领一定程度上的效忠。这些部落豪强则在明朝和朝鲜之间挑拨离间，宣誓效忠一方以获得加封和赏赐，并利用这种影响力向另一方邀赏。当然，明朝支配的资源是朝鲜难以企及的，所以，女真酋长大多投靠了明朝，充任卫所军官。尽管如此，女真部仍不断袭扰明朝和朝鲜的边镇。朝鲜通过设立四郡六镇，扩大对鸭绿江沿岸地区的正式控制。明军和朝鲜军协力，的确达到了削弱和分裂女真首领，且相当程度上保持边疆安定的效果。
双方的另一个共同敌人是海盗，海盗是贯穿近代早期东亚的普遍问题。袭扰朝鲜海岸的倭寇最早可追溯到414年的记载，13世纪倭寇活动更加频繁。在蒙古人征服中原和朝鲜之后，倭寇一度不太活跃，14世纪中叶又卷土重来。这一时期，元末起义动摇了元朝的统治，日本则陷入激烈的内战。室町幕府无力约束倭寇，倭寇蜂拥而至，袭掠半岛海岸，甚至攻击开城和平壤等城。倭寇袭扰也蔓延到中国，导致明初诸帝与室町幕府之间摩擦不断。明朝和朝鲜遣使日本，要求幕府约束倭寇。日本起初没有理睬这些请求，部分因为室町幕府自身也未能完全控制日本。明人加强了沿海地区的防御，后来永乐帝还采取了积极扩张政策。朝鲜人同样加强了防御，甚至进攻了对马岛上的倭寇巢穴。最终在1419年，明军在辽东沿海伏击并歼灭了一支庞大的倭寇船队。同年，朝鲜对对马岛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突袭。
这些战斗未能终结倭寇之患，但确实在一百多年中压制了倭寇的气焰。同时，朝鲜还授予倭寇首领或其庇护者（多是九州和对马沿海诸国的大名）官职和印绶，允许他们在朝鲜港口贸易。对马宗家，就是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后在日本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443年签订的“嘉吉条约”（嘉吉是1441—1444年的日本年号），宗家负责审核所有前往朝鲜的船舶运载的货物和目的，这些船舶必须在对马岛的检查站停泊——任何没有宗家批文的船员都将被视为
倭寇。作为交换，宗家每年可以派出50艘商船，可派遣其他船只执行特殊使命，可以获得朝鲜宫廷的大量补贴，可以对通过其检查站的船舶和货物征收税费。宗家由此变得富有，势力大增，朝鲜沿海的倭寇活动也相应减少了。
明朝和朝鲜都限制与日本的合法贸易。根据足利义满（1358—1408，他热情赞助艺术，喜好中国文化）与明朝达成的协议，明朝只许日本在港口城市宁波进行贸易。永乐帝还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这招致了一些民族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不满，却带来了必不可少的通商之利，以填补幕府空虚的国库。这项协议还允许日本在勘合制度下向明朝派遣使团，室町幕府垄断了贸易，双方通过核对勘合确保使团的合法性。作为对这些贸易特权的交换，足利义满承诺打击倭寇。日本的贡物包括马、刀、甲胄、砚台、扇子、屏风和硫磺。明人则以银、铜钱、绸缎、玉石、珍珠、檀香、沉香木、精致的家具和古籍作为交换。中国的铜钱甚至成为日本本土的交易媒介。勘合贸易持续繁荣，直至15世纪50年代，此时两国内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1523年，宁波发生了争贡之役，1548年，贸易正式中止。后来日本试图恢复勘合贸易，但遭到朝鲜的强烈反对而未果。这也成为16世纪90年代日本侵朝的一个借口。
第三章 龙之首——日军猛攻（节选）
1592年农历三月，名护屋的城堡竣工不久，秀吉下达了渡海作战的命令。新城堡将作为大军集结地，同时也充当一个适宜的舞台，秀吉打算在此向民众展示他辉煌一生的、名副其实的巅峰成就。他交给麾下诸将一幅朝鲜地图，各道用不同颜色标注，让他们各自征服指定的地区，再加以巡查和治理。第一军团由小西行长指挥，定于农历三月初一日从名护屋出发。
秀吉从大阪前往名护屋为大军饯行，民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五颜六色的旗幡随风飘扬，锃亮的甲胄兵刃耀人耳目。秀吉抵达名护屋后，为鼓舞士气，又发表了一番浮夸的讲话，声称敌人如何怯弱，我军会赢得多少荣誉。阅兵还展现了宗教元素，松浦镇信登上高高的船艏，向附近石清水八幡宫中的八幡战神致敬。铁炮齐鸣，随行将士发出了三声震天的战斗呐喊。松浦镇信披挂齐整，将此次远征比作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目睹自己的名字和神圣的人物联系在一起，秀吉显然非常得意。锣鼓一响，千帆扬起，火矢横空，百舸齐发。有人形容，日军战船如一群巨鲸，劈波斩浪而行。这支“无敌舰队”首先驶向对马岛，在该处完成战备，补充兵员，其中可能包括宗义智强征入伍的朝鲜人，因为宗家明显难以达成出兵5000的要求。
当入侵的传言散播开来，朝鲜仍在继续从事毫无章法的改革措施。在某些地区，当地官员清点并储备了粮食、水和军事物资。还有人巡查了山城，尝试重修城墙。僧人甚至被征召来运输物资，加强这些据点的储备。
与明朝情况相似，朝鲜应对重大军事威胁的常见做法，是将当地民众迁入山城，习称“坚壁清野”，山城的城墙其实很矮，但由于通常修筑在陡峭山岭上，易守难攻。城内可以储备数周乃至数月补给。在历史上的入侵中，这些山城是极佳的庇护所，尤其是13世纪遭到蒙古人进攻时。从不利的方面看，这些山城只是消极而非积极的防御设施。一个国家若将大部分民众迁入这类孤立的据点，入侵者只要决心坚定，完全可以绕路而过，攻占那些防守薄弱甚至空无一人的城市。另外，民众普遍抱怨苛捐杂税，说明官府并未做什么实际的改善工作。
1592年5月23日，小西行长和宗义智率领的第一批日军在釜山登陆，约有700艘船。关于这场战争的朝鲜民间传说，对此有生动夸张的描述：“忽见飘风骤至，鹭鹜凫鸱蔽日乱飞，喧噪渐进，波涛荡漾……俄忽一阵倭船，自南海蔽江而下，旌旗蔽日，剑戟弥天，炮鼓如电。”
釜山据说驻扎有朝鲜军20000人。釜山佥使郑拨赶来迎战。不过，他害怕退路被切断，于是撤回釜山城内。宗义智率军攻打釜山城。尽管身陷重围，郑拨身穿黑色衣甲（日军称为“黑衣将军”），率部浴血奋战，周身尸积如山。南门的战斗尤其激烈，一名朝鲜武士率部箭无虚发，日军损失惨重，只好转攻北门。
随后，宗义智的士兵占据了城后山上的阵地，向城内的朝鲜人射击，最终突破了北面防御。朝鲜守军溃不成军，多被日军追歼。日本史料记载，朝鲜战死8500人，被俘200人，《松浦家世略传》给出的数字较少，1200人死亡，多人被俘。郑拨力战身亡，爱妾也在他的尸体旁自尽身亡。日军将领后来对幸存者说：“黑衣将军最可畏。”
同时，小西行长下令日军包围釜山附近的水军大营，营中有朝鲜军6000人。宗义智先佯装后撤，半夜突然杀回，攻占了这个据点。小西声称，此战俘获朝鲜人30000，显然有所夸大。10
另一方面，日军将领藤堂高虎攻占了巨济岛，加藤嘉明率军发动夜袭，击沉了40艘朝鲜水军船只。不过，朝鲜水军的弓箭和火炮在海战中也让日军损失颇重。沿海地区陷入激战，内陆的朝鲜军却甫一交战就掉头逃走。日军接连俘获和摧毁朝鲜水军的战船，庆尚道右水使元均（？—1597）率领麾下水军退往西南的闲山岛。元
均不战而退，甚至觉得闲山岛也不安全，庆尚道左水使朴泓干脆率军逃跑，沿路凿沉了许多船只。小西行长和宗义智从釜山北上，攻占西生浦，西生浦的守将也在战斗中阵亡。
首批日军登陆的次日，黑田长政和其他将领也抵达了。黑田火速向金海城进军，此地据称有14000余人的朝鲜水陆守军。日军轻易击溃了朝鲜水军，用铁炮猛攻该城。黑田将铁炮队分为两翼，稳步推进，集中火力于一处，直至守军后退。守将弃城而逃，城内剩下朝鲜军10000人。次日，宗义智和小西行长的军团抵达了东莱城，这是釜山北边的一座山城。
得知釜山沦陷，庆尚道左兵使李珏赶往东莱，协助宋象贤守城。不过，李珏集结的军队中途溃散，唯余20人跟随，结果未能及时赶到。宋象贤是文官，但平素喜好练兵讲武，二十出头就名声大噪，仕途顺利，时任东莱府使。此刻，他正指挥20000名缺乏训练且装备不佳的士兵，在南门城墙上督战。小西行长麾下的日军攻陷釜山不到两日就抵达东莱。小西要求宋象贤开城投降，遭到拒绝，宋象贤回答：“战死易，假道难。”日军试图再次劝降，宋象贤再次拒绝，日军大怒。但是，宋象贤面色如常，向北跪拜，叹息从此无法尽孝。宋象贤一直苦战到局势无望之际，脱掉盔甲，返回家中，给父亲留了一封遗书。
尽管朝鲜军坚守东莱12个小时，城池还是沦陷了，又有3000余名朝鲜人遇害，500人被俘。宋象贤的忠义让日军颇受震动，宗义智在城外准备了一口金漆棺木，收殓宋象贤及其夫人的尸骨，还竖立了一块墓碑，日军甚至处决了一名据说在宋象贤死前折磨过他的士兵。朝鲜宫廷也大肆宣扬宋象贤的忠义，将他树立为榜样。东莱沦陷后，城内妇女遭到日军凌辱，金银细软也被洗劫一空，这些战利品连同写给秀吉的捷报一道渡海送回日本。宗义智的军队还利用俘虏充当向导。
《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1592—1598》
[美]石康 著
周思成 译
孙中奇 校
理想国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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