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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家|清史掌门人戴逸,将让中国拥有"二十五史"

核心提示: 人文•大家|清史掌门人戴逸,将让中国拥有"二十五史"

12月1日,清史研究所40周年所庆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从讲授党史到中国近代史,再到后来研究清史,92岁的戴逸已在这所高校任教近70年。2002年启动的清史编纂工程如今正接近收尾,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被誉为“清史研究第一人”的戴逸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这部大型史书的编纂之中。在他的带领下,几多清代疑案被破解,之前二十四史不曾出现的《图录》也被囊括近进了《清史》。

第一次去戴逸家的人,往往还没进门,心中就会生出一种感慨,这间住所的简易局促和他在学界的声誉之隆,有着巨大的反差。

北京张自忠路上的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是栋气派的文保建筑,清史研究所在这里设置过资料室。从这栋建筑拐过去,有几排外观简陋的红砖平房,戴逸就在这里居住办公。他的书房很小,也就十平方米,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也没有典雅的书画古玩作为陈设,屋里有张旧书桌、两把椅子、一张床,书桌书架上堆满了一沓沓的清史样稿。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很多学术大家秉持的理念,早年经历过战乱逃亡的戴逸,对居所条件从没有过高的要求,他的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清史研究之上。

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的戴逸,原名戴秉衡。父亲戴良耜教过私塾,平日里广结文人墨客,与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之首“铁琴铜剑楼”的主人瞿启甲是好友,因此年幼的戴秉衡常有机会来此博览群书。家庭的人文环境,让他从小就对文史故事充满兴趣,也在心里埋下了历史研究的种子。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家乡经历了日本军机的轰炸后,年仅11岁的戴秉衡随父亲和姐姐避难上海,并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初高中学业,他将业余时间都花在阅读《左传》《史记》等传统经典上了。

少年戴逸(右)

1946年,出于对历史研究的热爱,戴秉衡从已经读了两年的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退学,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这个选择让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因为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而学历史则可能毕业就失业。然而,戴秉衡义无反顾。转学之后,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让他立下了毕生研究历史的志向。

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大学里镇压学生们的爱国民主运动,戴秉衡也因此遭到通缉、逮捕。被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亲自保释出狱后,22岁的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连夜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

从此世上少了一个青涩学生,多了一个革命青年。

“当时凡是到解放区的都要改名,我就想我改什么名呢?我是从北京逃走的,所以就改叫‘逸’吧。”对于戴逸而言,这个“逸”字除了“逃逸”,更多时候意味着“超逸”,他逐渐超脱了纷争与世俗,安心于历史研究。

戴逸开始在华北大学学习中共党史和革命史,并最终留校任教。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规大学。1955年,29岁的戴逸被提升为新中国第一批副教授。1956年,人民大学决定增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从那时起,戴逸连续在研究生班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开启了1949年以后在高校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由于好学深思和笔耕不辍,戴逸多次被中宣部、北京市委宣传部临时借调参与重要文稿的写作,这也为他后来参与国家清史编纂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就提出要编纂两套历史书的设想,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二是清朝历史。然而当时百废待兴,编纂一部客观公正的清史,虽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但还是因客观原因搁浅。

1978年,编纂清史被再次提上日程。“清朝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影响最为密切,我们要了解现在的中国问题,必须彻底了解清朝。”戴逸介绍,“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政府曾经开设清史馆,编著《清史稿》。但这部书由遗老领衔,往往站在清朝的立场说话,在许多问题上记载失实,且评论不公。”

编纂正史从来不是件轻松的事,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中国古代有“盛世修史”的说法。以二十四史中最后一部《明史》为例,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便设立明史馆,直到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才最终定稿,前后历时九十多年。

为积蓄研究力量,人民大学成立了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担任所长。为了将清代历史大的脉络搞清楚,他花费7年时间主编《简明清史》,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论述清朝历史的专著。“以前历史学界对清朝的看法,多受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的影响,认为清朝是一个腐朽、没落的朝代。我们在这本书里把这个评价扭转了,指出清朝其实是一个有辉煌业绩的朝代,特别是康乾时期,经济繁荣、政治安定、国力强大,国家统一、版图巩固。不过后来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下,从辉煌的顶峰跌入万丈深渊,变成了半殖民地。”

2002年,国家正式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任命戴逸为主任。在他的牵头下,这部书聚集了全国2000多名清史专家,从大量的原始档案中进行筛选和编纂,尽量容纳最新的学术观点。这个总投资9亿元的项目,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国家级文化工程之一。

在编纂史书的主体工程之外,整理出版清代档案和各种文献被视为先行的基础工程。这样,不但修了史,而且整理保存了一大批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能把修史的根据完整保存下来。早在数年前,清史编纂委员会收集整理的档案材料之多,就足以装进两栋大楼;20多亿字的文档内容,相当于《四库全书》体量的两倍多。

这部《清史》要作为第二十五史流传后世,但如今修史的文化环境与之前二十四史都有所不同。“首先文字风格上就不宜再使用古典文言文,而是采用了文雅的白话文辅以通俗的文言文。”戴逸介绍,这部《清史》在体例上也有所创新。二十四史中有本纪,即皇帝的传;志,主要是典章制度;表,一般是人名和事件的罗列;传则是名人的传记。《清史》把《皇帝本纪》变成了《通纪》,即叙述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大事件。《典志》将清代末期出现的近代化因素全部囊括进去,比如铁路、电报等。《图录》也是之前二十四史不曾出现过的,从图片库里的20多万张图里面选出8000张图画和照片,可直观反映清朝的面貌。

以往史书按统治阶级的标准书写,难免成了帝王将相的家谱。《清史》去掉了许多事迹、言行不彰的文武官员和贞女烈妇,在类传中挖掘出大量有才能、有贡献的普通人,使其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清代社会结构。比如,建造了故宫、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等世界文化遗产的“样式雷”,说书艺人柳敬亭,相声艺人朱绍文,拳师霍元甲、大刀王五,京剧名伶程长庚、谭鑫培等等,《清史》都为他们立了传。

在编纂过程中,一些新的文献档案以及研究方法正在颠覆传统观点,比如,学界对光绪死因存在争议,但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等机构合作,采用高科技手段对光绪的头发、衣服等遗物进行分析检测,确认光绪死于砒霜中毒。这些新成果,既让这部新修清史的可信度更高,又推动了学术研究向着解开更多历史谜团的方向迈进。

《清史》的主体工程字数超过3500万字,接近以往二十四史总和。这项集体工程每部分都由不同人所写,所以质量难免参差不齐,内容上也会有不统一的地方,这都需要由戴逸核对定稿。对于九旬老人来说,这个工作量真的难以想象。“像干将莫邪一样,炼不成剑,就跳到炉里去,我也有这个决心。”对于清史研究,戴逸形容为“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戴逸坚持在每年开学季为新生开设讲座,“白发白眉、深厚谦和”是很多学生对他的第一印象。尽管戴逸工作极为繁忙,但他很注重对青年学子的关注提携,在所内留有不少佳话。

学者张宏杰是财经专业出身,凭着兴趣研究历史,出版了一系列畅销的通俗历史读物,自己也从银行离职进入高校深造。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届博士后之后,由于研究兴趣集中在清朝,他便萌发了入职人大清史所的想法。可自己是“半路出家”,又非“名校海归”,人民大学的门槛未必迈得进去。他灵机一动,给早已仰慕但从未谋面的戴逸老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近期的两部作品,问他能不能帮着引介一下。

戴逸很快就给他回了电话,比较欣赏他的著作,“虽然写法上很轻松活泼,但是能看得出,史实你都是经过严格考证的,而且写作态度比较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严肃的史学。”尽管戴逸已经十多年没有给人推荐工作了,但这一次他直接找到了人大校长,同时在历史学院院长的不懈推动下,张宏杰终于进入了清史所。

张宏杰曾撰文回忆这个过程,“戴老师在如此高龄,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耗费如此多的心力,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现实利益的考虑。他已经桃李满天下,门墙之下并不需要多列一个初入史学之门的人,他的费心费力,仅仅基于对我的作品的一点欣赏。”

在戴逸的教学生涯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现在著名的清史专家翁飞,当年考博士的时候,外语成绩不好,戴逸向学校申请了特招权破格招收了他。历史小说作家凌力从事了多年导弹工程技术工作,也是戴逸将其调入清史所,随后写出了《少年天子》等知名著作。这个调动曾经有过非议,但是戴逸一直认为历史不是一门冷冰冰的学问,史学工作者也可以从文学工作者的想象力中获得灵感和启发。文史兼通的传统,是中国史学的长处之一,在新一代史学研究者身上应该保持下去。

说起戴逸先生的古道热肠,还有一件事常被提起。戴逸的童年在江苏常熟度过,由于父辈的关系,他常去藏书楼“铁琴铜剑楼”,读过里面珍藏的宋版古书。民国时期,日本人曾觊觎“铁琴铜剑楼”的藏书,曾提出高价购买,被楼主瞿家严词拒绝。新中国成立后,瞿家主动将藏书无偿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

“文革”结束不久,戴逸回常熟探亲,发现瞿家的遗属生活非常困难。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反映了情况,于是瞿家老太太每月能领取一笔国家发放的生活补助费。若干年后,物价有所上涨但补助费用却没有提高,戴逸又向接受藏书的北京图书馆求助,时任馆长任继愈先生决定,北图每月为其补助400元,直至老太太辞世。

张宏杰认为,从根本上说,戴逸这一代人仍然是理想主义者。虽然一生经历曲折,但是他们人格中青年时代留下的理想主义的光明底色一直鲜明存在,永远保持着今天已经十分稀缺的那分单纯、真诚和古道热肠。

齐鲁晚报 记者 张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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